前年春夏間，筆者從上海往常熟，參觀保護完好的旅遊熱點“翁同龢狀元故居”，查尋有關吳魯殿試資料。果然不枉此行，根據翁同龢日記記載，當日應試的殿試卷子，由翁同龢、徐桐、福錕、麟書、嵩申、廖壽恒、汪鳴鑾等七位讀卷大臣“複加評次”，公推吳魯為第一人。而光緒帝及翁同龢屬意的文廷式，則居第二。由此可知，吳魯無疑是以高深學力奪魁。吳魯歷任主考，自當以其學問有直接關係。
學兼儒佛的一代高僧弘一法師，曾為吳魯法書作跋，這是我郡文化人熟知的文壇逸事。根據豐子愷先生的回憶，弘一法師作評論必遵守“先器識後文藝”的原則，輕易不下一筆。法師跋文：“嚴肅端莊，能副其名。”看似論書，實評其人。直道出吳魯所以令人起敬的本質。含意深長，有警世的隱喻，是法師慈悲心懷的開示。
2007年歲末交春，筆者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名為“帖學傳統淺探”的個人書法展，並寫出“吳魯法書搜尋錄”一文，著意介紹吳魯。參觀人數之多，反響之佳，為所罕見。字如其人，足見吳魯法書的魅力。
在上述文章中，有論及吳魯在書法史的地位。現在，我更認為吳魯法書有開創性的成就，可與其傳世詩文並駕齊驅，需要深入探索。經過這次展覽，吳魯法書的影響已從內地走進國際都會；吳魯法書的傳承也從家族走向社會，這是可喜的現象，是吳魯文化傳播的另一個新階段。
吳魯被尊為一代宗師的事實是早已存在的。但是吳魯文化的傳播似乎姗姗來遲，它好像一方寶光內蘊的古玉，潛質無限，不斷彰顯。
（文章來源: 泉州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