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0日電／《北京日報》報道，今年7月1日，《文物藝術品拍賣規程》正式實施，這是我國為了規範拍賣行業出台的第一個“行規”，是為了針對如今屢見不鮮的“拍假”、“假拍”現象而制定的。然而，在古玩業同樣繁榮的民國時期，沒有像如今這樣健全的法制，也沒有明確的行規處置賣假貨者，大家全憑良心辦事，為何當時的古玩行極少出現弄虛作假的情況？
“這是因為，在民國時期的古玩業裡，臉面比什麼都重要。”曾寫作小說《古街》、對琉璃廠歷史研究頗深的著名作家劉育新點破了原因。在他看來，民國時期的古玩業可以作為現今拍賣業的典範。“那時的古玩業裡，雖說是民國了，幾千年的倫理道德依然起到約束作用，講的是仁義禮智信。”他認為，民國時的古玩業跟許多小買賣一樣，就是掙差價而已，盈利模式十分單純。“賣水果的掙地域差價，開小賣店的掙批發和零售的差價，開古玩店的掙知識和眼力差價。”比如，一件東西在民間可以用5萬買來，到大收藏家那裡就可以賣8萬。“而不是說拿個一文不值的假東西去騙人家說值5萬，這兩者有根本性的不同。”
劉育新介紹，那時的古玩商要是被買家看出賣的東西是假的，就會蒙受莫大的恥辱。“一旦出現賣假貨的情況，這家古玩店在行裡就沒法立足了。”甚至，一旦走眼買到假貨，古玩店的老板也將後悔不已，會趕緊把它砸碎了，壓根兒不會擺出來。“就算沒有被人發現，良心上也過意不去。”比如，在劉育新的小說《古街》裡，主人公蕭敬之發現琉璃廠凡有臣字款的畫特別好出手，為了多給店裡賣錢，蕭敬之就勸師父找人落款。在落下兩個假款後，有一天師傅卻突然對蕭敬之說：“我用假款蒙人，人家不會饒了咱們，早晚要找我算賬。我回老家種地去了。”從此師傅就告別了琉璃廠。
這種道德標準背後，是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劉育新認為，民國初期，政局大動蕩，社會財產重新分配，以琉璃廠為中心的中國古玩行充當了社會財產重新分配的中轉站。清王室土崩瓦解，王室貴胄的珍貴文物大量流入民間，形成了買家、古玩店、賣家“三足鼎立”的局面。“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當時這三方都對古玩非常熟悉和喜愛，不懂的不敢進入。而且，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看重自己的臉面，絕不輕易造假，也沒有機會，因為很容易就能被別人發現。”劉育新介紹，當時的賣家中許多是清朝的達官貴族和八旗子弟，他們將家族祖輩流傳的古玩拿出來賣，從而維持生活，因此古玩店也騙不了他們。“這些賣家自己知道東西是真的，也知道古玩店掙了一些錢，但這些都是透明的，彼此心甘情願的。”而當時的許多買家本身就是大行家，如張伯駒等人，他們根本不用通過鑒定家、經紀人等中間環節來收藏古玩，而是讓古玩行定期送貨，並且一眼就能看出真假來。
此外，當時的古玩行跟如今的拍賣行大不一樣，是通過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培養人才。劉育新介紹，當時的古玩商都是十五六歲時就來店裡當學徒。“跟著師父學徒，首先學做人，要規規矩矩，老老實實，沒有一個師父教徒弟學壞。”學生一般要學三年才能出師，他們終身都會堅持一個原則，就是“辦事要對得起師傅，絕不能給師傅丟人。”這個原則擴展開來，就是不給自己從事的行業丟人。
正因為古玩商的文化素質較高，所以就算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裡看不起商人，民國時期古玩商的社會地位仍然很高。劉育新介紹，過去就算是官僚見到古玩商，也要稱之為“年兄”，就是同學的意思。“好多文人都喜歡來古玩店，他們把這裡當作文化寶庫，而不僅僅是商店。”他介紹，清末琉璃廠經翁同龢、吳大澂、王懿榮等文化名人提倡，文人學者逛琉璃廠成了一種風氣，此風一直延續到民國。“在魯迅的日記裡，就可以看到他經常去琉璃廠的記載。”文人對琉璃廠的喜愛，從另一方面證明了古玩商的道德水平和知識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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