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為了世界經濟平衡，美中兩國政府都必須付諸行動。美國需要進行相應的國內改革以均衡全球化帶來的經濟風險與收益，不能總是把全球化過程中不利者和失敗者的產生歸咎於他國的外匯和貿易政策。從中國角度看，要讓人民幣匯率不再是美國政府和國會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的一個工具，國際社會也不再關注人民幣匯率，中國必須把人民幣匯率作為自身一個重要的國內政治問題來解決，以實行社會和政治體制改革為杠杆，把內需市場真正培育和發展起來。
長期來看，在處理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中國政府需要以內部的改革來轉化外部對此問題政治化的壓力才是根本之道。但也不能因此走得過急過快，因為社會和政治領域改革的工作更為艱巨。美國也必須認識到，中國國內市場的擴大將是美國經濟復甦和轉型的重大支撐。在此之前，需要維持與中國總體合作的格局。
近期美國會議員的言論在重複過去故事的同時，也“創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懲罰”措施。他們聲稱：要從匯率角度對華徵收反補貼稅。這種看法，足以反映出這些議員對世貿組織規則的陌生。
說到根本上，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一樣，都是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它們是根據整個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動來進行調整的，與補貼無涉。如果中國的例子不能讓心懷偏見的人們理解，我們不妨舉一個美國自身的例子。金融危機後，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並導致美元匯率下瀉。如果我們據此而指責美國政府在向美國的企業提供利率和匯率方面的出口補貼，這一理由能成立嗎？
美國“明星議員”為私利伸長手 常拋出偏激議案
“美國535個議員個個都像國務卿似的干預總統的外交事務，手伸得很長，眼睛盯住細節不放，但是又不懂合作，反而處處作梗……”儘管不能用美國國會問題專家詹姆斯.林賽的這句話，絕對地來給所有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下結論，但美國確實有那麼一些“明星議員”喜歡“病急亂投醫”，把本州的麻煩事與其他國家的正常發展扯到一起，結果不僅搞得別的國家不舒服，也對美國的內政外交產生了消極影響。參眾兩院本是美國最高立法機構，但由於一些議員難以撇清與游說集團、競選資金贊助者的關係，只埋頭地方利益而不問國家利益，就連美國民眾最近幾年都不認可其“道德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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