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6日電／《聯合早報》網站5日刊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題為“中國外交的大變局與大選擇”。文章全文如下。
在五中全會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重提要增強“機遇意識”和“憂患意識”的問題。這兩個“意識”當然具有非常廣泛的含義，但如果把它們放在中國外交所面臨的大變局中，再也確切不過了。
各種跡象表明，中國的外交正面臨史無前例的大變局。在經濟上，就GDP總量來看，中國前不久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為中國人均GDP仍然很低，人們不認為這一變化對自己有什麼具體的影響。但在海外，中國超越日本的事實則是意義非凡。再者，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是開放狀態下取得的，中國經濟現在已經是世界經濟的內在一部分。正因為如此，中國也已經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主動力。當發達國家都在推行各種變相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時候，作為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則在全力推動貿易自由主義。
中國經濟的外在影響，也必然反映在世界權力分配上。中國進入世界體系之後，在體系內部一步步穩定地往上升。儘管諸多國際經濟組織，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都是西方建立的，但中國在這些組織中間的地位則在快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這意味著中國至少在經濟領域開始和其他大國一起“掌管”世界經濟秩序。中國早已經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不過，中國在世界經濟秩序中的角色，更具有實質性的意義。開始有能力“掌管”世界經濟秩序，為中國提供了什麼樣的機遇？這是人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另一方面，中國也面臨著非常嚴峻的外交局面，表現在方方面面。在經濟上，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被認為是應當為全球經濟失衡負責。在這一認知下，美國（和西方）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被認為是和其它國家競爭資源。而與經濟發展緊密相關的氣候和環保問題，也已經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一環。更典型的是在戰略方面，中國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不僅表現在大國關係，而且也表現在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上。
進入2010年以來中美關係、中韓關係、中日關係、中國和東盟（亞細安）的關係都在發生巨變。在所有這些關係裡，美國等國家和中國的互動方式令人擔憂。美國是今天世界上最強的軍事大國。因為美國在經濟方面的力量開始顯得力不從心，使得美國更加偏向注重軍事力量和軍事手段。美國不斷和中國周邊國家在中國近海搞軍事演習，而中國也不甘示弱。雙方強硬的軍事聲音，似乎大於理性的外交聲音。
中國的抉擇決定世界未來格局
很顯然，中國面臨“機遇”，也面臨“憂患”。“機遇”和“憂患”，說穿了就是兩種互為矛盾的力量。人們既可以利用“機遇”來克服“憂患”，但也有可能因為防範“憂患”而忽視或者放棄“機遇”。抓住了“機遇”，“憂患”就不成為“憂患”，單純地防範“憂患”，“憂患”則會變得更加真實和深刻。因此，這裡就面臨一個“如何選擇？”的問題：如何抓住“機遇”？如何防範“憂患”？實際上，中國的選擇不僅會決定中國自身的未來，而且也決定世界權力格局的未來。
中國現在的選擇決定未來，這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所證明了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儘管世界還處於美蘇冷戰時期，但鄧小平敏銳地感覺到了中國的機遇，毅然作出了“改革開放”政策的選擇。中國的這一選擇既改變了中國自身，也改變了日後的世界。當時貧窮的中國，要發展就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但這樣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自己爭取來的。為此，中國放棄了從前的封閉政策，打開國門，改革自己，和世界接軌。在沒有多長時間裡，中國成為了世界體系的一部分。如果沒有當時鄧小平的理性選擇，很難想象中國今天在國際社會的地位。
中國的選擇也改變了世界。最直接的就是給當時以蘇聯為首的東歐陣營產生了很大的壓力，引誘出日後的巨變。有人說，中國改革開放就決定了柏林墻要最終倒塌，這不無道理。
今天，中國面臨新的國際局勢和權力分配，再次面臨選擇。但中國的選擇並非是自由選擇，而是取決於國際權力格局。理性的選擇，取決於中國能否準確認識自己在國際權力格局中所處的位置。
從結構因素看，現在面臨一個實際上的G2結構：中美兩國同處一個國際結構，並且兩國都處於這個結構的頂端。兩國的互動因此極為關鍵。所謂的互動，就是一方的行為影響著另一方。
美國是這個體系的既得利益者，而中國是後來者。美國的行為深刻影響著中國，中國如何回應美國的行為，又決定著美國日後如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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