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們眼看他們即將到手的大權卻要旁落，江青等更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她最後串通當時擔任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的毛遠新向毛澤東告黑狀，說鄧小平的“整頓”等一套做法最終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這是毛澤東最不能容忍的。於是，毛澤東利用一次會見外賓結束後的機會，正式“考驗”鄧小平：“小平同志呀，趁我還健在，由你主持一個政治局會議，把‘文化大革命’的結論做一下。還是那句老話：功過三七開。”鄧小平的性格決定了他不能作違心之舉，因此他回告毛澤東說：“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結論我做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毛澤東一聽，大失所望。至此，他已認定鄧小平在他死後必然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1997年10月，筆者參與籌建仿西花廳工作時，曾在北京聽張樹迎說，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上述談話過後不久，小平同志就匆匆趕來305醫院，心事重重地向周總理談了上述事情的前後經過。這時的周恩來已是骨瘦如柴，他的生命已到了油幹燈枯的最後盡頭。可是，當他聽完鄧小平的匯報後，仍然瞪著眼對小平同志說：“你就不能忍一忍？”周恩來說完這句話後還把臉轉向墻壁，表情十分痛苦。過了一會兒兩人才又小聲地親切交談起來。
周恩來當時的意圖很明顯，是想讓鄧小平在毛澤東面前隱忍一下。因為他和毛澤東都將不久於人世，等你鄧小平平穩地接過這副擔子後，你再去處理有關事情不遲。未來的中國是需要你鄧小平的。
周恩來和鄧小平兩人在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上基本是一致的，在如何富民強國的思路上也是基本相同的。但這兩位偉人的性格卻有著很大的不同，他們所採取的鬥爭方略也就有著明顯的差異。
“你們要幫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
“你們要幫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
到了1975年的下半年，周恩來病情加重，偏偏又出現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任危機，而當時，國際國內有多少大事等待著處理？周恩來從我們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出發，毅然再一次舉薦鄧小平，這也是周恩來臨終前就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所作的最後一次努力，也是一次拼盡全力的努力。
高振普回憶說，總理叫拿來紙和筆，半靠在病床頭，隨後請醫生和護士們退到病房外。高振普知道他要寫重要東西，因為一般情況下他是不會叫醫護人員退出的。所以，等幫助周恩來坐穩後高振普也轉身走向病房外。但周恩來叫住了他，因為當時沒有人扶他已坐不穩了。
周恩來顫抖著，一手托著放有紙的木板，一手哆嗦著寫字。鄧穎超見他寫字很費勁，還要用左手托著木板，就對他說：“恩來，你口述，我代你寫。”周恩來可能考慮到事關重大，堅持說：“不用了，還是我親自寫。”當時高振普站在周恩來的右邊，一邊用手穩住周恩來，一邊看著他寫。信是寫給毛澤東的，向毛澤東提議，仍讓小平同志取代他自己在黨和國家中所任的職務、位置。
高振普說，總理雖沒寫上“總理”、“第一副主席”，但當時他自己的位置就是緊接在毛澤東之後、王洪文之上的“二號”人物。周恩來寫好這封信後，囑鄧穎超轉送。但是，這封周恩來重病期間寫下的諍言建議後來卻沒有任何音訊。
周恩來的病情越來越重，但他仍沒有放棄支持小平同志“接班”這樣一件大事。
據高振普回憶，有一次，鄧小平、張春橋、王洪文、葉劍英和李先念等一同前來看望周恩來。周恩來環顧他的老戰友之後，對靠近他頭部的張春橋、王洪文說：“你們要幫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在場的人都聽清楚了，但鄧小平有點耳背，沒聽清楚。待他們退至病房門口時，鄧小平問張春橋：“總理剛才說什麼？”張春橋卻說：“總理叫咱們好好工作。”竟然沒有把周恩來剛說的原話告訴鄧小平。
周恩來與鄧小平的友誼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的20年代初。但晚年的這幾件事卻十分耐人尋味而又真情畢露，讀了足以令人回味無窮。（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