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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強。資料相 |
中評社北京11月15日電／新華社昨天發表中共政治局常委、副總理李克強文章：“”深刻理解《建議》主題主線 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全文如下：
深刻理解《建議》主題主線 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李克強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簡稱《建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根據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新要求，結合當前國際國內新形勢，確定了“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總體思路、目標任務和重大舉措，對今後5年發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是指導“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建議》明確提出，制定“十二五”規劃必須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深刻理解《建議》的精神實質和“十二五”規劃的主題主線，對於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正確認識“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內外環境
“十一五”期間，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任務，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有效應對了國際金融危機巨大衝擊，戰勝了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成功舉辦了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勝利完成了“十一五”規劃確定的主要目標和任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新的巨大成就。
“十二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綜觀國際國內形勢，世情和國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變化孕育著機遇，也伴隨著挑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呈現新的階段性特征。
（一）國際環境的新趨勢
當前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調整大變革之中，國際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發展模式、供需關係、治理結構調整變化，外部環境更趨複雜，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多方面影響。
一是世界經濟增長和市場需求發生新變化。世界經濟不確定性仍然較大，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依然存在，各國經濟復甦仍不均衡，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主要發達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消費不振，房地產、金融等支柱產業在危機中受到重創，新的經濟增長點短期內還難以形成。一些國家政府負債過高，財政收支矛盾突出，其潛在危害和影響不容小視。特別是一些主要經濟體為刺激本國經濟復甦，持續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大量投放流動性，可能會引起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推動能源資源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熱錢的湧入也會對新興經濟體發展帶來衝擊。與此同時，世界範圍內經濟結構重組引人關注。一些發達國家開始倡導儲蓄、鼓勵出口並支持實體經濟發展，試圖解決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過高、經濟“虛擬化”等問題。有的發達國家還實施擴大出口戰略，推行產業回歸和製造業再造，力求改善貿易失衡狀況。世界經濟緩慢增長，全球需求結構明顯變化，對我國穩定和拓展外需、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形成新的壓力，也對我們在內需和外需的平衡中把握機遇、應對挑戰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孕育新突破。國際金融危機催生新的科技革命，世界可能進入創新集聚爆發和新興產業加速成長時期，綠色發展成為一大趨勢。不少發達國家在應對危機中提出“綠色新政”，制定未來發展戰略，大幅增加研發投入，支持新能源、生物醫藥、信息網絡等領域創新發展。全球範圍內，綠色經濟、低碳技術等正在興起，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的競爭日趨激烈。在有些領域，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相對較小。在這樣的背景下，只要我們把握趨勢、應對得當，就可能搶占先機、贏得優勢，推動實現跨越式發展。否則，就會貽誤時機，難以實現趕超，甚至陷於被動和落後。
三是國際治理結構出現新調整。經歷金融危機的洗禮，國際社會積極推動全球治理結構和金融監管制度改革。通過改進和完善已有架構，形成一個有利於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全球治理體系，以反映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已成為各方共識。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治理結構調整已經實施或正在推進，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話語權有所增強。各國圍繞氣候變化、能源資源安全、糧食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等全球性問題的合作與博弈強化，牽動著國際關係調整演變和國際力量分化組合。如何適應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化，趨利避害，有所作為，是我們面臨的新課題。
（二）國內環境的新特征
“十一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又上了一個新台階，我們已經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但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發展的環境和條件繼續發生新變化。
一是經濟社會結構變化呈現新特點。2009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700美元，2010年有望超過4000美元，“十二五”期間將向更高水平邁進。國際經驗表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的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重要階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對我國而言，在這個階段，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繼續提高，消費結構將持續升級，投資結構、產業結構也將隨之調整變化，帶動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為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同時，在快速增長變動中，經濟結構升級的約束增多，社會結構平衡的難度加大，經濟和社會轉型的進程中存在不少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亟待加強和改善社會建設。
二是傳統增長模式面臨新挑戰。現在，我國經濟規模已位居全球前列，但人均國民收入仍排在世界百位左右。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十幾億人口的大國推進現代化，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先例。在經濟持續發展中瓶頸制約也明顯加大，傳統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主要表現在：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約束強化，節能減排任務艱巨。國際收支不平衡，外貿增長方式粗放。投資和消費關係失衡，消費率偏低。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協調，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產業結構不合理，科技創新能力不強，許多核心與關鍵技術受制於人。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受土地、水、自然災害等多重制約，主要農產品穩產增產難度較大，加上市場流動性較多、國際市場價格波動等因素的影響，保持國內價格穩定、管理通脹預期的壓力加大。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並存，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
三是人民群眾對提高生活水平和質量有了新期待。群眾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後，對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質量的願望明顯增強。近些年來，儘管我國社會事業有了很大進步，但總體上依然滯後於經濟發展，仍是現代化建設中的一塊“短板”。在就業、教育、住房、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領域，還存在不少難點和焦點問題，基本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公平性仍然不夠。社會主體的多元性、獨立性、選擇性增強，而社會建設還不到位，經驗缺乏，人才也不足。這些都與人民群眾對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有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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