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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福垣 66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博導、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現任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會長，曾任國務院特區辦研究室副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等職。 |
中評社北京11月17日電／10月30日在京舉辦的“2010亞洲經濟合作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劉福垣表示，中國要成為強國，必須承受“三高”（物價高、人價高、錢價高，人價、錢價分別指勞動力價格、人民幣匯率）。
他同時認為，中國目前沒有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是拉動內需的一個反應。此後接受媒體採訪時，他還說，“物價不漲也不行，咱們就算漲40年也趕不上美國的物價”。劉福垣的上述言論引發爭論和質疑，並成為微博上的流行熱詞。
近日，劉福垣接受《新京報》採訪，對他的上述言論作出解釋。
物價上漲不等於通脹
“我理解的通貨膨脹是政府政策的產物。政府故意多發鈔票掏老百姓和企業的腰包，才會出現通貨膨脹。”
記者：你最近在“2010亞洲經濟合作論壇”上的言論非常受關注，現在很多老百姓都感覺物價在上漲，為什麼你認為現在沒有通貨膨脹？
劉福垣：物價上漲不等於通脹，物價上漲和通脹的表現都是貨幣貶值，而貨幣貶值有因變量和自變量兩種因素造成。如果貨幣是自變量，即由於政府印了很多紙幣導致物價上漲，這是通脹。如果貨幣是因變量，價格本身是自變量，由價格本身上漲造成的物價上漲就不是通脹。
造成這種物價上漲的原因特別多，例如中國進入WTO之後，農產品的生產方式與國際相比十分落後，導致了市場上很多游資炒作棉花、大豆等農產品。由於這些資金巨大，數以萬億計，而且大多是自有資金，不是銀行貸款，因此很難控制。這些炒作者大多是低素質的暴發戶，他們不會也不願意去做別的投資，例如去投資新能源和循環經濟，於是就幹脆來炒房子或者炒作農產品。
這種物價上漲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如果算上住房使用成本將近25%－30%的權重，現在的CPI還要更高。這種價格上漲是發展戰略失誤，經濟資源分配不合理造成的。
記者：你認為什麼情況下才能稱為通脹？
劉福垣：我理解的通貨膨脹是政府政策的產物。政府故意多發鈔票掏老百姓和企業的腰包，才會出現通貨膨脹。但從我所親歷的近三屆中國政府來看，財政的日子都很好過，政府既沒用通貨膨脹的動機也沒有這麼做。例證就是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是存款大於貸款。
“三高”是發達後的必然
“中國現在是‘三低’。我的觀點是物價有升必有降，升升、降降，總的趨勢是升大於降，走向‘三高’。”
記者：你的“三高”理論受到很多人的攻擊，為什麼說“三高”才是強國的標誌？你的意思是說未來老百姓必須要承受高物價？
劉福垣：“三高”不是什麼理論，而是強國之後，我們看到的客觀事實，是強國的標誌，不是奮鬥目標，而是發達之後的必然現象。
不是說我們要安排物價的上漲，而是要以平常心對待物價、人價、錢價上升的必然趨勢。我們要正視物價上漲。
中國現在是“三低”， 物價低、人價（勞動力價格）也低，錢價（人民幣匯率）也低，GDP豐產人民不豐收，便宜的產品往外流，補貼全世界，相當於全民族給外國人打工。我的觀點是物價有升必有降，升升、降降，總的趨勢是升大於降，走向“三高”。
記者：目前的物價上漲該如何應對？
劉福垣：我們不能人為的抑制物價，而是要想辦法改革流通體制、增加可支配收入。物價上漲關鍵要看是什麼因素造成的，如果是通脹造成的，就需要緊縮銀根。通脹的標誌也很明顯，貸款大於存款，就業率超過95%，工資大幅度上漲，甚至勞動力短缺，投資增加太多，那就需要緊縮銀根。
但現在的情況是勞動力過剩、產品過剩、產能過剩和所謂流動性過剩，還有這麼多的產品賣不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這種情況下，勞動力和資本雙失業，還說是通貨膨脹造成的，還要緊縮銀根，是跟自己過不去。
如果政府把物價高當成通貨膨脹來治理，就是緊縮銀根，其結果就是導致工人失業，收入降低，老百姓的日子會更難。因為中小企業創造了大多數的就業，而他們本身貸款就很困難。
我們不能光從老百姓的主觀願望來看問題。老百姓的希望是，工資越高越好，物價越低越好，作為一個消費者我也有這個願望。但是，天底下有這種好事嗎？價格越低，工資就越低；工資越高，物價不可能不高。人價是產品成本的組成部分，人價高了產品價值上升，價格不上升是不可能的。消費拉動，拉動什麼，首先是價格，價格上升拉動供給，拉動GDP。物價下降，人價必然隨之下降。例如，如果物業人員工資翻一番，你的物業價格能不增加嗎？www.stnn.cc
收入增長被少數人拿走
“問題的關鍵不是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不是做大可分配的蛋糕，而是如何合理的分配這塊蛋糕，解決分配機制問題。”
記者：你在描述“三高”時提到了一個前提，就是每年的工資增長達到15%左右。這個數據怎麼來的，你自身有這種感受嗎？
劉福垣：這個前提說的是應該如此，而實際上我們大體上做到了平均如此，大多數人並不如此。1982年到2006年，居民收入增長了29倍。但是，像你我這樣的人都沒感受到，甚至連7%或8%的收入增長都沒有感受到。
我來北京這麼多年，檔案工資從來沒達到過北京平均收入水平。因為這些增長的收入大部分被少數人拿走了，現在是20%的人拿走了80%的財富。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不是做大可分配的蛋糕，而是如何合理的分配這塊蛋糕，解決分配機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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