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呈兩位數的發展，但是我們的人均收入始終低於經濟的增長速度。”李興山認為，人民收入不隨經濟增長而同步增長，是民生問題之中很要害的環節。
我們再以十年西部大開發為例，西部各地把建設重點放在基礎設施、生態、資源型產業等方面，這一階段性選擇為西部未來的發展打下必要基礎。但與此同時，“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不同步”的問題日益突顯。
統計顯示，在GDP、投資額等宏觀經濟數據上，西部這10年都能與全國的平均數同步增長甚至領先，但在涉及民生的領域，居民收入水平、教育、居住、醫療服務等指標卻全方位落後於全國平均數，更不用說與東部相比了。
即使在西部發展“明星”內蒙古，情況也不容盲目樂觀。從2004年開始，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增速超過GDP增長，而同期內蒙古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滯後於經濟發展，沒有做到水漲船高。去年，全區人均GDP排在全國第7位，而全部在崗職工平均工資、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僅排在全國第14位，都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對居民收入增長的“不同步”，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2000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為65.5%，接近2／3；而到了2007年，這一數字為57.5%，下降了8個百分點，“也就是說，一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再輔之以不時出現的通貨膨脹，購買力嚴重下降，居民收入實際為“負增長”。
彭真懷認為，在各地GDP增長的同時，人民的幸福感卻越來越低。他發現，一些危險的信號已經出現。比如，企業家的安全感越來越脆弱，不少精英人群移居海外，以及不斷滋生的腐敗問題。“人民幸福感的減少，看似是一個現象，其實說明了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問題。”
“如果我們喝著污染的水，吸入著污染的空氣，吃的是污染的食品，這種GDP的增長對各級領導的政績無疑是一種諷刺，沒有任何意義。”
反對唯GDP ，但不能“去GDP”
然而在今天國內的一些地區，卻存在著某種“談GDP色變”的思潮。部分幹部和群眾在以往不科學的發展之後，開始將一些社會矛盾歸罪為GDP增長。這種因噎廢食的“去GDP”態度值得深思。
那麼我們還要不要發展？答案顯而易見，我們不只要發展，而且可能比以往任何時期更加需要發展。
青海省都蘭縣縣長孟海在接受半月談記者採訪時表示，作為欠發達地區，“小財政”支撐“大民生”矛盾突出，改善民生任重而道遠。目前群眾反映突出的問題集中在教育、醫療、就業、社保、住房等領域。在第二輪西部大開發中，轉變發展方式、提高民生水平是時代所需，既是群眾所急，更是我們工作的重要目標。欠發達地區“造血”能力差，除了接受上級財政的扶持外，自身加快經濟發展步伐十分迫切。
甘肅省靜寧縣委書記宋全科表示，靜寧這樣一個典型的旱作農業縣，發展尚且困難，確保民生福祉在發展中得到維護更顯艱難。我們確定的目標是，借助大開發的政策機遇，以民生福祉為重，結合當地實際科學確定發展思路和產業方向，確保發展思路維繫民生福祉，讓百姓在發展中得到實惠，在產業發展中將繼續把握好幾個關鍵詞——特色、科學、可持續。
這兩個地區作為中西部的代表最能夠體現發展在今時今日的意義。要解決民生問題，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和地區可持續發展的綜合能力，發展仍然是現在的第一要務。“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唯有做好蛋糕、做大蛋糕才能有“料”分給民眾。
“民窮省弱”曾是湖南的基本省情。改革開放以後，農業大省、財政窮省的定位使湖南人尷尬不已。“湖南運到廣東一車豬，只能換回廣東一車水（健力寶）”，這一笑話曾廣為流傳。強烈的反差使湖南人痛感“強省”的重要。自上世紀90年代末起，“一心一意抓經濟，聚精會神謀發展”成為湖南各市縣提得最多的口號。招商引資、項目工程成為市縣發展經濟的中心工作。
雖然湖南也曾經歷過“唯GDP論”和“唯財政稅收增長論”指導下的發展困境：農民工收入增長緩慢、大學生就業難、社會保障水平低、環境質量下降等。與此同時，經濟發展也出現了結構不優、質量不高、後勁不足的問題；城鄉差距、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鄉鎮運行艱難，“買稅”成風，農民增收緩慢，部分地區糧田拋荒嚴重……
2006年，時任省委書記的張春賢在湖南省第九次黨代會報告中將“富民”列於“強省”之前。他說：“富民，就是要加快由總體小康向全面小康的轉變，讓全省人民盡快過上富裕的生活。”
2009年12月底，湖南省委省政府首次明確提出“2010年城鄉居民收入增幅要與人均GDP增幅基本保持同步，不再將GDP作為考核各地的約束性指標”。同時，社保、扶貧、飲水、醫療、環保和法律援助等21項被列為政績考核的“民生指標”。比如：到2010年底，新增37個基本藥物制度試點縣市區，新農合參合率要穩定在90%以上；全面實現300萬農村人口飲水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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