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中國，表面上不缺乏人員的流動性，四通八達的交通線上綠皮火車和大巴載著一車車農民工季節性遷徙，但這樣的流動性也造成了很多問題。以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為例，一個從小漁村發展而來的前沿城市卻被稱為“留不住人”。在深圳，大量的農民工從四面八方而來，他們住著窄小的集體宿舍，除了去食堂打飯就是在車間勞作，工作10年甚至更長、手藝純熟甚至獲得各項勞動資格證書都不足以使他們有機會留下來，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在深圳安家。技術工人的隊伍需要一遍遍歸零，從新手開始。
讓更多的熟練工人融入工作地，讓他們因為勞動創造過上體面生活，這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勞動創造財富是我們都知道的道理，可是財富的創造者無法立身，可想而知財富大廈能不能拔地而起。這是美國財富基礎對於中國的第一點啟示。
第二點啟示是，中國最需要爭奪的不是第一高樓，不是最大工廠，而是最強的創新力。中國依靠著資源和人口紅利，支撐了當下的快速增長。不過這樣的模式讓人憂慮，經濟轉型已經成為各級官員學習筆記的主要內容。但是依靠官方力量的推動恐怕遠遠不夠，因為它可能造成類似於“GDP運動”的推動格局，一地官員重視則興，另一個官員不重視而偏偏喜好賣地建樓則廢，一地官員當下重視則興，後面繼任者不重視則廢。市場本身有要求尊重勞動創造、推動科技創新內在的推動力，關鍵是給不給市場施展抱負的機會。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中國科技經費投入並不少，但是相當一部分本來為了應用的技術成果，因為在科研立項的時候就“脫離了實際”，成果鑒定之後，只能束之高閣。據報道，目前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大約在25%左右，真正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與發達國家80%的轉化率差距甚遠。而很多中小企業陷入簡單加工、壓低勞動力價格、高耗能的圈子不能自拔，缺少科研支持的企業，發展好了只大不強，大部分終將被淘汰，同時還要為環保、勞資矛盾傷透腦筋。科研純粹被專家壟斷，甚至被行政官員指揮，無法跟市場、企業對接，這樣的怪圈需要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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