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如何才能讓大陸真正對他有信任，有信心呢？筆者認為，國民黨要讓大陸看到它有能力遏制“台獨”因素的影響，這包括民進黨“務實台獨”的影響和“中華民國”中不可避免地蘊含著的“兩國”意識。目前，“台獨”影響的危險性存在於國民黨大陸政策與兩岸交流政策中的諸多嚴重的盲點之中，亟須加以改進。
首先，國民黨要明確兩岸關係發展的最終目標何在。目前，國民黨沒有明確提出兩岸關係的未來目標，大陸政策上只有負面表述的“三不”，只強調“維持現狀”，因此，馬英九執政後的民意走向，兩岸“永遠維持現狀”的民調數字上升（這被台灣朝野不少人看成是“偏獨”的走向），不能不說已經顯示出國民黨兩岸關係最終目標不明所帶來的消極影響。這次訪台，面對筆者一再質疑“國民黨對‘台獨’危害似乎視而不見”，國民黨人士一再強調，他們“不擔心‘台獨’的問題”，因為“只要國民黨執政，中華民國不倒，‘一中憲法’架構就會存在，即使民進黨上台也不可能毀憲建國”。但是，“台獨”為了達成其目標，在認知到島內外現實政治環境難以作為的情況下，已經改變了策略，重新包裝，甚至承認“中華民國”“此一國號亦有安定中共的保護作用”，進而打起了“中華民國”的旗號，拋出了“中華民國是台灣”、“中華民國第二共和”，陳水扁時期還研定了“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而國民黨現在追求的政權的穩定、經濟的自保和兩岸的和平現狀，“務實台獨”執政後也同樣想要，這三方面也會是“務實台獨”路線下的施政政策。國民黨如果不把自己的政策目標說清楚，如何與“務實台獨”執政下的政策做出區分（參見筆者在《中國評論》2009年10月號上的文章《馬英九大陸政策的本質特點》）？如何凝聚自己的支持力量？2010年11月底的“五都”選舉，國民黨雖然保住“三都”，但同時，其在北部基本盤的鬆動、在南部選票的進一步流失，已經提示，以明確的理念凝聚基本盤必須提上議事日程了，因為“固盤”攸關2012年執政權的保衛戰。筆者認為，馬英九追求的藍綠和諧、“全民總統”固然有其理想性，也是未來台灣社會走向正常化的必須，但是，在目前台灣社會藍綠分峙的比較穩固的政治結構下，在半數民眾對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尚未建立根本信任的情況下，國民黨應該做的，是以基本盤為牢固的根據地，向外擴展，爭取南部民眾的支持，具體而言，應該先凝聚自己的基本盤，再以良好的溝通與宣傳、實際的兩岸政策效果與更多基層民眾對兩岸政策紅利的分享來說服民眾、引領民眾對國民黨兩岸政策的信任，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才能在兩岸政策上獲得突破性進展，從而激發藍營的激情與士氣，避免政治上被民意的“安全感”綁架。
其次，要正視兩岸文化交流的根本屬性與特色。由於潛在的深層次的“台獨意識”仍在潛移默化地從民族、文化、國家認同上割裂著兩岸的臍帶關係，掏空著“一中憲法架構”的“中華民國”，扭曲著“國家認同”的內涵，因此，面對當前島內社會最大的“文化台獨化”的危機，國民黨反“台獨化”的文化政策尤其重要。馬英九執政以來越來越頻繁地提到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並以“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來定位台灣文化的特色與中華文化的實質關係，定位台灣文化對中華文化的豐富與發展；“文建會”主委盛治仁就兩岸文化交流目標也明確提出，兩岸文化交流的目標有助“更加尊重理解對方”、有助“深化自身文化內涵”，也希望兩岸文化交流“制度化，透明”化（中評網2010年9月6日《盛治仁盼互設官方辦事處文化交流制度化》）；馬當局智庫“亞太和平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趙春山先生也明確表示，“我擔心的是文化問題，到時都講‘非我族類’，那就完了”。而之前，在一場學術研討會上，趙先生還提出，兩岸“增強互信要在心理上下功夫，建構兩岸共同的價值觀，推動中華文化的政治社會化”（2010年6月1日台《中央日報》《專家：以創新思維發展兩岸關係》）。這次在台灣，筆者請教了趙先生“中華文化的政治社會化”的確切含義，他說，文化的政治社會化，即將文化也作為重要內容之一，納入政治教育的範疇，通過家庭、學校、媒體等社會教育管道，進行全社會的文化政治教育。馬英九當局對兩岸文化交流提出的台灣文化定位以及兩岸文化交流的目標、途徑都極為重要，是兩岸文化交流之必須，也說明國民黨高層對“文化台獨”對兩岸認同的危害是有警惕的。但遺憾的是，馬英九當局的文化政策只明確了民族認同的層面，而沒有明確提出“兩岸同屬一中”的國家認同層面。
筆者認為，兩岸文化交流的根本屬性和特色，一是要使兩岸重新走向民族認同，二是重新走向“兩岸同屬一中”的國家認同，這是區別於世界上任何兩國間以及“台獨”所欲達成的“一邊一國”、“兩國論”、“一中一台”之間的文化交流的根本屬性。在兩岸文化交流中，這兩個層面缺一不可。因為民族認同不一定帶來國家認同，世界上不乏同一個民族分屬不同國家的例子。曾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的顏萬進就曾提出過，兩岸是“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觀點；民進黨“新文化論述”的代表羅文嘉也說過，“文化與政治必需做區隔，文化不能‘去中國化’”，“中國文化到台灣來，經過在地化的重新詮釋，也成為台灣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環，如此在這塊土地上的所有台灣新舊住民，才能有安身立命的歸屬感”。（2004年4月24日台《自由時報》“青壯派立委主張民進黨定位：中華民國執政黨”）。而2010年4月，民進黨前海基會董事長洪奇昌更明確表達，“對於中華文化的保存和貫徹已深根在台灣基層民眾之中”，“連政黨傾向可能最‘綠化’的中南部基層百姓，其生活習性和風俗認知（如對傳統葬禮的講究、神明奉祀的禮數）也都可能比任何一位中國老百姓更加‘中國化’”，“台灣民眾‘自認是台灣人，卻也是中華民族’”，“經過多年的民主化進程後（儘管路途走得崎嶇），台灣人已能具體地把文化認同（以血緣、歷史、風俗為基礎）和政治認同（國家效忠、政治價值）進行切割”（2010年4月8日《中國時報》“談兩岸文化交流下的台灣認同”）。有鑒於此，國民黨的文化政策如果避開了“中國認同”層面，如何與“務實台獨”執政下的文化政策作區隔？如何避免文化交流不走向“一個民族，兩個國家”？如何能正確看待隨著兩岸文化交流的深入而展現出的更多的異己性？如何引導台灣民眾在文化交流的基礎上走向兩岸融合？
第三，國民黨的一些政策、論述，在兩岸的歷史、文化、現實的關係上，有連接中斷點，即只著重“中華民國”與台灣的連接，而避開與大陸的連接。如，2010年9月3日在台灣“慶祝軍人節暨抗戰勝利六十五周年大會”的致辭中，馬英九明確提出，“‘九三軍人節’不只是國軍官兵的節日，也是國家浴火重生的節日，更是台灣重返中華民國懷抱的紀念日”。在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上做出了簡潔明確、擲地有聲的正面歷史連結，但是沒有提到抗戰勝利同樣是當時中華民國國土上的大陸人民的勝利，是共同抗戰的成果。再如，國民黨拒絕與大陸共同慶祝辛亥革命百周年，卻突出強調慶祝“辛亥革命的結果”－－“中華民國”“建國百年”，這就使得兩岸文化交流中本該突出強調的兩岸共同的歷史記憶沒有成為紀念活動的主流，反而凸顯了兩岸的政治分歧之處。而其慶祝“建國百年”的論述，正如台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所長游梓翔文章分析所說，其論述的觀點也“過度局限”，“詮釋角度用‘中華民國’治權所及的時空為界定標準，範圍失之狹隘”，“其中至少有兩段因此被忽略了：1945年‘光復’前的台灣，以及1949年‘淪陷’後的大陸”，“實質上是在紀念‘中華民國在台灣’”，游先生最後指出，“建國百年應有的格局是：孫中山辛亥革命這一百年來，台灣與大陸在追求民族自尊、民權伸張與民生富強上的不同歷史經驗”（2010年10月6日台《聯合報》“建國百年格局精彩可以少精神不能失”）。筆者認為，“中華民國”如果不與大陸連接，“中華民國”的“一中憲法架構”就是句空話，就不能與民進黨的“中華民國是台灣”、“中華民國第二共和”作區隔。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九二共識”、“擱置爭議”只是國民黨與大陸建立互信的第一步，走向更積極作為的“化獨漸統”才是深化國民黨與大陸間的互信、建立起兩岸長遠利益共同體的根本途徑。否則，目標不清，將會導致現在奠定的基礎，將成為預先為“台獨”執政之鋪路，“中華民國”的反“台獨”功能也將不復存在。
實際上，反“獨”是大陸處理兩岸關係的一條主線，以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為例，大陸主張在目前條件下兩岸一定要經由協商來確定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的方式，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在目前的國際現實政治情勢下，既要滿足台灣人民參與國際事務、貢獻一份力量的正當願望，同時還要從根本上維護“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國際上的“一中框架”，那就只有通過兩岸協商達成一致的台灣參與模式來實現，也只有未來兩岸通過協商真正解決了政治分歧，取得政治共識，台灣的國際參與問題才能得到進一步讓台灣人民滿意的解決方式。
因此，筆者認為，無論國民黨出於何種政治策略、選舉策略的考慮，都到了必須正視未來目標的時候了，必須在維持兩岸現狀的大陸政策的基本內涵中，旗幟鮮明地告訴台灣民眾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也要適時與大陸達成“兩岸同屬一中”的法理共識，以引領台灣民意走向兩岸融合。國民黨要展示出有這樣的主觀積極性、能動性，才有助排除大陸與國民黨交往中的疑慮，深化雙方互信，為台灣人民謀取更大的利益與福祉。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月號，總第15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