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共同利益與共同價值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黏著劑，那麼兩岸之間共應該要有“相互尊重”作為潤滑劑。相互尊重最主要體現在兩岸尚未統一前的國際空間安排:台灣尊重中國大陸在國際舞台崛起的事實；大陸尊重台灣國際空間的需要。台灣數百年來的殖民歷史讓台灣人始終缺乏安全感，北京如果能理解台灣人民在國際空間的尊嚴需求，並予以尊重，將改變台灣人民對於中國政府的刻板印象。這對於兩岸未來走向統合絕對有正面加分的作用。中國的老子哲學所說的“欲取之，必先予之”正是體現此一辯證思考。
台灣是民主社會，執政者的政策主張受到主流民意的制約。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近十年所做民調，傾向統一的比例維持在10%到12%之間，主張維持現狀的比例則超過五成。反觀南韓有六成民眾支持統一，南韓總統李明博在二次大戰結束六十五週年紀念日提出兩韓統一計劃。李明博希望兩韓未來能夠從化解敵意開始做起，並慎重考慮“徵收統一稅”，以三階段的進程，就是由和平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最終成為民族共同體實現兩韓統一及朝鮮半島安定和平。
關鍵在於台灣社會缺乏認同“一中”的動力。由於兩岸相隔分治超過六十年，台灣民眾（尤其是七○年代後的年輕一輩）絕大多數缺乏“中國情感”。重新培養中國情感，就只有先從民族、文化著手。事實上，台灣是中華文化保存較好的地區，很多人拜媽祖、關公，雖然知道媽祖關公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但也漸漸把他們“台灣化”了，當成台灣的神。從此一例子來看，兩岸間的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性就相對突顯出來。
中華民族概念之形成，乃是伴隨著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建立，將中國境內各民族凝聚成具有政治意義的中華民族，而如同Benedict Anderson所稱的：“想像的政治共同體”（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因此，中華民族概念之提出，是在主權中國建立後，基於國家認同需要所建構出來的國族團體。
傳統中國的民族主義可說是種“文化民族主義”，而其缺乏現代國家主權的觀念，擁有的則是源自於文化民族主義的天下觀。然而，中華民族既是具有政治意義的國族團體，其何以能夠在主權中國建立後，凝聚中國境內各民族而成另一較高層次的“民族實體”，並將文化認同轉換成為國家認同的基礎？主要的原因在中華文化所形成的多元一體之架構，使得中華民族的凝結，得以靠著文化至上主義而獲得支撐，並進而成為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基礎。
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中分析，認同可以多種共存，認同是在行動者之間互動的過程中、在情景中建構的，它不是預先給定的，也不可能完全以自我利益為中心，是受到共同規則的制約和導引(注5)。一群人有共同經驗，有共同想像，就容易有“共同體”的革命感情。
兩岸在發展“共同利益”之後，還必須在文化上尋求“共同價值”，在民族上培養“共同認同”，才能在未來兩岸統合上創造“共同想像”。兩岸簽署ECFA後，為兩岸共同利益提供了物質基礎。在兩岸和平發展機遇期，兩岸間應有耐心不必急於求成，在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的基礎上培育共同價值與共同認同，我們可以說這一階段是“和諧發展期”，主要的目的在構建精神基礎。
兩岸通過了較長的“和諧發展期”，等待在民族認同、經濟發展、政治制度、公共治理等各方面的條件成熟後，才是兩岸進行高政治議題談判的適當時機（見附表一）。
（見表一）
兩岸公共治理的交流包括地方治理、城市治理與民主治理。近兩年來大陸各省市領導接續訪台，為兩岸的地方治理與城市治理交流，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創造了兩岸利益的趨同，為兩岸的和平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北京當局應體認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僅是為了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也是為了創造兩岸政治價值的趨同，因此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其外溢的效果是為兩岸和平發展創造牢不可破的價值基礎，也是建立兩岸政治互信的主要途徑之一。
結語：兩岸和平發展的非線性思考
台灣的五都選舉、“總統大選”和內部的政治互動，都將持續成為兩岸關係的變數。對大陸而言，ECFA只是兩岸和平發展的“物質基礎”，兩岸政治之爭議若未解決，兩岸關係將永遠存在“不確定性”。因此，2010年大陸對台政策之重點除了ECFA外，更強調“應積極探索解決各種難題，為兩岸今後的政治和軍事安全問題協商預做準備”。
兩岸關係的發展應該從線性思考（linear thinking），轉為非線性思考（non-linear thinking），亦即迂迴路線：藉由中華民族（文化）這個大框架來建立兩岸和平發展的“精神基礎”，培養台灣人民的中國情感；若想急於求成，直接從經濟合作過渡到政治談判，反而會有反效果，欲速則不達。
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應該要掌握台灣的社會動力這一關鍵。大陸應思考如何建立台灣人民在理智上與情感上比較能接受的一中框架與和平發展路徑。如果台灣人民缺乏中國情感，所謂兩岸統合或一中原則，都變成空中樓閣，不切實際。ECFA是以經濟為強力的磁石，吸住台灣，使台灣走向台獨的成本墊高；但兩岸之間要建立共同想像走向政治整合還有許多基礎工夫要做。
毛澤東曾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兩岸關係的發展應掌握“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主軸，唯有爭取台灣民心，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與統合才能水到渠成(注6)；唯有在一個中華民族的基礎上，正視“中華民國的定位問題”，才能逐步為破解兩岸政治難題創造積極條件。
ECFA具有承先啟後的歷史意義，不僅關係到台灣在全球區域經濟的定位與發展，也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具有重要指標意義。兩岸經濟的合作與整合是兩岸和平發展的物質基礎，兩岸從“形塑共同價值”到“創造共同想像”的過程中，我們期盼兩岸雙方能有包容性與開創性的智慧思維，來建構可長可久的兩岸和平發展。兩岸雙方能充分自信、善意相待，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地尋求辦法解決兩岸關係中的結構性矛盾，求同存異乃至於求同化異！
(注1)李允傑(2009)－－《透視兩岸．財經》。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2)周志懷(2010)“實現兩岸關係大發展應關注幾個問題”，中國評論新聞，5月29日。
(3)李允傑(2010)“一中新義，解兩岸難題”，中國時報，8月11日，A13。
(4)倪永傑(2009)“兩岸共同價值的意涵與形成機制”，中國評論141期。香港：中國評論文化公司。
(5)Benedict Anderson原著、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台北：時報文化。
(6)李允傑(2007)－－《台灣政局與兩岸關係》。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月號，總第15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