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這一戰略判斷失誤的根本原因在於其決策層的濃厚的意識形態傾向。二戰後，美國固有的意識形態上的自信被軍事上的勝利迅速放大，認為在世界範圍內推廣民主、自由、人權是美國的責任。而朝鮮戰爭中美國決策層的核心成員杜魯門、艾奇遜、布雷德利、馬歇爾幾乎都對蘇聯陣營和冷戰形勢已經有了一個“敵人意象”的預判。他們認為蘇聯受到一種狂熱信仰的蠱惑，這種信仰與美國秉持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馳，熱衷於侵略和征服，沒有人性，不真誠，不可信，能做出極端殘暴的事情。而且這種“敵意升級”在面臨反對意見時，往往以對方不了解敵人的險惡本性為由駁回，使錯誤本身難以得到糾正，最終使得美國產生了一種臉譜化對手、神聖化自我的傾向，從而難以做到“知己知彼”，這也是美國決策的一個突出特點和弱點。
這個錯誤的判斷對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一系列決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方面，美國政府自始至終是從美蘇全球對抗的角度認識朝鮮戰爭，進而把蘇聯的意圖作為自己決策的決定性依據，忽視了朝鮮半島軍事衝突的複雜根源，從而降低了決策導向的靈活性。
另一方面，這一判斷還導致了美國對中蘇同盟的僵化認識，忽視了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獨立性，特別是中國對於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利益的天然訴求，以及基於歷史原因形成的關於朝鮮半島的獨特的國家安全觀。正因如此，杜魯門政府依然基於對舊中國的認識和對新中國成立後面臨的困難形勢的估計，以及潛意識的民族優越感，沒有對新中國予以高度的重視，無法對新中國出兵參戰的能力和決心作出正確的判斷。
此外，當美國決定進行全面的軍事干涉之後，就意味著美國放棄了之前在朝鮮推行的“有限遏制”的戰略。從而使美國干涉目標在既要遏制蘇聯的擴張、又要避免與蘇聯發生全面戰爭的兩個維度之間搖擺。這就為美國政府和軍方對朝鮮戰爭的規模和範圍的判斷上產生了模糊認識，從而為日後美軍越過三八線的決策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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