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政治社會運作，牽涉到台灣地方選舉過程中幾個重要的動員條件，包括“人情中介者”、“社會組織”、“資源”等，因此形成中南部跟台北市不盡相同的政治動員模式，尤其越是基層的選舉越受到這些條件的侷限，任何政黨要改變這種地方政治生態，除了要改變政治人才徵補方式及提名規則之外，也還要嘗試改變這幾種條件的供需平衡，不然很可能事倍功半。不僅如此，這些條件的改變也是非常龐大的政治改革工程，非但要精準地掌握相關環節，更要有長期的配套作為，才可能克竟全功。
首先，相對於北部，中南部地方政治更傾向是“人情密集”與“關係密集”，地方民選公職就像是人情網路中的重要“節點”(node)，或者說是“人情中介者”，大量匯集各方人情關係，民眾基於對其個人的接觸與信任而支持他，反而較少因為這些人專業能力強或社會形象好。他們構成權力與信任交換過程中的關鍵媒介，透過他們基層選民累積出對政治體系與公共價值的信任與支持。以學術的觀念術語來說，比較起來，台北市的民眾可以透過某些與“系統信任”相關的公共價值接受政治人物，中南部選民則更是透過“個人信任”的情誼認同接受政治人物，尤其是在縣市議員層級及其以下的民選公職。順著這樣的角度推斷，在中南部要推動基層政治改革，突破派系與黑金的困境，一定要培養出可以替代的“人情中介者”，這裡面需要克服諸多問題，除了找到願意把政治當作志業的優秀人才之外，還要有長期培養及逐步替換的規劃，讓這些優秀人才得以在數年內逐漸變成“人情中介者”。在“立委”以上的選舉，相對地候選人“人情中介者”的角色比較沒有那麼重要，但仍然需要透過各領域的“人情中介者”進行全面性的政治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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