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敏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它有自己發展的歷史，有自己的文化。我本人認為，即使到了全球化時代，每個國家每個社會所具有的一些文化、歷史傳統還是會存在的。但是人們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開展經濟活動，會有一些共同的規則。這些規則應該是大家共有的，否則就不能在一個經濟社會生存下去了。比如說會計制度、審計制度，確保合同實施的一些法律制度，還有經濟的一些慣例、概念，包括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對私有產權的保護等等規則。
至於政治體制應該以什麼形式存在，那就不好講了。到底中國應該採取怎樣理想的政治體制我也不是權威，很難講。但有一點原則是可以說的，國民的選擇應該得到尊重，這個最基本原則是應該堅持的。相反的一面，就是所謂的獨裁，某個特殊階層享有特權，這樣的社會是不理想的，這是我想強調的一點。
當然，政體本身各國可以不一樣。比如同樣是西方民主國家，日本和美國在政治體制和組織形式上存在很大差異，這種多樣性應該允許存在。在這種多樣性的基礎上，進行經濟活動時再有一個共同遵守的規則，並且用這個規則把這種多樣性統一起來，這是最理想的。
日本貧富差距不像中國這麼大
人物周刊：中國現在經常被提及的兩個詞一個是國富民窮，另一個詞就是貧富懸殊，這說明民眾對社會財富分配甚不滿意，您可否以日本為例，說明有哪些制度措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武藤敏郎：首先，人和人之間在財產上存在的差距，日本社會的確不像美國和中國差距這麼大。為什麼呢？我本人覺得，戰後不久進行的社會改革的影響非常深遠。戰後大的改革裡，影響最深遠的就是農地改革。在戰前有很多大地主，一般的農民是從地主那租田來耕作，然後交租。戰後的農地改革規定了土地所有者擁有土地的上限，原則上讓所有農村的人都有自己的土地，耕自己的田。
第二個是稅制上的原因。日本採取的是非常苛刻的累進稅率制，也就是你的所得越多稅率越大。這個累進稅制實施得非常嚴格，也非常苛刻。稅制改革有兩個大的舉動，一個是剛才講的累進稅率，另外還有一個是繼承稅，戰後日本搞稅制改革的時候曾經引進過最高上限可以達到80%的繼承稅稅率。第三個可能是中國沒有的，就是對擁有土地的納稅。對生活住房的固定資產稅很低，但是超過一定的面積以後，國家對持有土地的稅率非常高。
第三個原因就是在日本戰後歷史上發揮了比較重要作用的勞資雙方的談判。日本戰後有強大的工會組織，工會組織代表工人的利益和資方進行交涉。勞資雙方協調交涉來決定工人得到分配的額度，這樣的機制對平均分配財富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這個機制現在沒有那麼大影響了。當經濟進入穩定發展的時期後，國家對這些政策進行了一些調整。比如像稅率的問題，繼承稅原來的稅率太高了，國家就把繼承稅稅率降到50%，在某種程度上激勵個人幹得越多得到的越多。
人物周刊：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有很多農民工來到城市打工。問題是雖然他們進城了，但是沒有轉化為市民，而是城市與農村的雙重邊緣人，在教育、醫療保障各個方面都沒有享受與市民相同的待遇。日本戰後有沒有出現這種農民工大量進城的情況，他們是怎麼轉變為市民的，政府有哪些措施。
武藤敏郎：你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日本農民工大量進入城市補充城市勞動力不足從1950年代開始，到1960年代達到巔峰。我經常能看到中國的一個詞是“城市化”，日本沒有採用這樣一個說法，用得更多的說法是從第一產業到第二產業的人口移動。我想之所以中國採用“城市化”這個詞與其戶籍制度有關。日本不存在這種從農村到城市沒有戶口的問題，所以才會採取從第一產業轉到第二產業這樣的表述。
從一產到二產的人口移動造成了兩大問題：一是城市裡面的基礎硬件設施越來越顯得不夠，包括道路交通阻塞、鐵路運輸過於繁忙、缺乏教育設施、上學難，或者更具體的水供應不足等等一系列的城市問題。
同時，這也給農村帶來一個問題，就是農村人口過於稀少。父母、孩子都到城裡工作去了--因為不存在戶口問題，人口移動是自由的。他們都到城裡，家裡只剩下爺爺奶奶在務農，產生了農村人口過於稀少的問題。從整個國家經濟的角度著眼，這種大規模的人口移動帶來了很大的社會問題。
另一大問題是，從國家戰略角度來講，日本出現了明顯的糧食進口依賴。世界上一些主要國家的糧食自給率至少都達到50%，有的達到80%、90%，而日本現在還達不到40%。有人就提出糧食這麼依賴進口，會不會威脅到國家今後的安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