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只有在具備高度社會一致性的情況下，人口眾多、青年人口比例大的特點才能構成人口紅利的優勢，否則反而會成為社會動蕩之源，而中國在民族構成、語言文字方面的一致性是印度所不可比擬的。中國人口中漢族占絕對多數，從1953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漢族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保持在90%以上（從93.94%下降到91.59%）。從周朝開始確立的世俗政治傳統，統一的語言文字，不僅降低了商業成本，更令中國在長期內保持著較高政治穩定性。相反，印度是一個缺乏主體民族的多民族國家，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占據絕對多數，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也僅占全國人口的46.3%，泰盧固族占8.6%，孟加拉族占7.7%，泰米爾族占7.4%。相應地，印度的語言文字異常繁雜，憲法承認的語言有10多種，登記注册的達1600多種，語言文字高度不統一，雖然英語和印地語同為印度的官方語言，但作為本土語言的印地語使用反而不如外來語言英語廣泛，而作為一種外來語言的英語又迫使印度人要付出更多的語言成本。不僅如此，宗教對印度社會影響力巨大，而印度居民的宗教信仰又極端蕪雜，約82%的居民信奉印度教。
民族構成、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嚴重缺乏一致性不僅提高了商業成本，更大大提高了印度在長時期內的政治性風險。因為與單一民族聚居或單一民族占壓倒多數聚居相比，多民族混居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幾率天然較高，不僅語言不同容易造成誤解，宗教和風俗不同可能產生摩擦，而且單一民族聚居情況下個體之間的摩擦也容易上升到群體衝突、乃至民族衝突的層次，甚至可能進而轉為對分疆裂土的訴求。
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殘缺不全、政府公共服務低效腐敗更足以扼殺印度發展製造業的雄心。中國基礎設施優良，全世界有目共睹，不僅在發展中國家中遙遙領先，某些方面即使置身發達國家行列也堪稱先進。考慮到印度以私有制為主體，這一點被某些人稱之為優點，卻決定了這個國家在改善基礎設施時注定要付出比中國高得多的成本，耗費更多的時間。而且，印度在改善基礎設施方面面臨資本短缺約束，而要克服資本短缺約束，動員充裕的人力以替代稀缺的資本是一條出路。中國曾經以較少的資本投入完成了大規模的工農業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建設，但印度在這方面的動員能力相當薄弱。
看到了這一切，我們還能對印度的所謂“人口紅利”盲目推崇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