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月13日電／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佛光大學文學系主任、兩岸統合學會祕書長謝大寧12日在旺報發表文章說，在前一篇文章中，我們大體以“文化中華、政治偏安”這一圖像勾勒了馬英九在元旦文告中的完整論述，而這篇文章，希望提醒馬英九這一圖像本身所存在的內在緊張關係。
在展開論述之前，有幾個前提是必須先確認的。在元旦文告中，已經準確地指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此之前，台灣曾經很好地保存了中華文化，也具體實踐了許多傳統價值。
文章說，中華文化作為台灣社會的基底，迄今也沒有根本的改變，更沒有遭到類似文革式的摧殘。而另一方面，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台灣也是一個心理上最親近美日的地方，所以台灣對美日的文化也幾乎是不設防的。
這兩點的微妙綜合，的確曾使得台灣發展出了一種創造性的結合，它讓台灣成為中華文化面對世界的櫥窗，也成功地將一些西方的文化融入了中華文化之中。比如說雲門舞集、漢唐樂府乃至明華園等等藝術團體的大放異彩，也比如說台灣人間佛教所創造的慈善文化都是。
另外，關於偏安，姑且撇開政治面的種種不看，我們也必須承認，他有某種人性的內在因素在。以兩岸隔絕如此之長的時間，彼此對峙仇恨如此之劇烈，而現在兩岸有形國力差距的巨大，要讓台灣許多人不產生偏安心理，也的確很困難。這個事實是不能視而不見的。
偏安心理致文化疏離
文章說，在上述幾個前提下，其實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趨勢，亦即由偏安心理所導致的和中華文化母土的疏離，將使得台灣作為中西融爐的優勢逐漸喪失。
蔣勳先生曾說，中國歷史上的偏安曾經創造了許多精緻的文化，因而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這現象特別以東晉與南朝為然，南宋也是個重要例證。於是蔣先生乃認為台灣這種偏安的局面對文化發展並不足為慮。可是我們覺得這種看法恐怕失之於一廂情願了。
對東晉以後南方的文化發展言，這些文化大體上是由南渡的文化貴族們，和充分認同北方文化的本土知識分子，比如說像陶淵明之類的人士共同完成的。那時中國北方是文化相對低落的胡人，北方政權在文化上只會臣服於南方，南方人也深為自己的文化而驕傲，這情形如何能拿來和今天的台灣相類比呢？
台灣之所以還能在相當時日內保存了中華文化，是因為一些隨國府撤退來台的文化遺民，以及台灣本土仍心繫祖國文化的一些耆老的努力，和當年的教育及政治氛圍所致。但百年來，中華文化從來不再是強勢文化了，當西方強勢文化當道，政治氛圍轉向，偏安心態越來越受鼓舞，台灣還可能扮演中華文化領航者的角色嗎？
簡單指標即一葉知秋
文章說，我們且不談這些年在扁政府去中國化氛圍中長大的一代，就以一個簡單的指標來說，如果檢視一下台灣內部中文系這10年的博碩士論文，作台灣研究的占了多大比例，而即使仍在作中國古典研究者，又還有多大比例在研究國學的核心典籍，其實就可以一葉知秋了。
這些年要不是還有一些充滿傻勁的人在社會上推動讀經運動，只怕中華文化在台灣的處境就更不堪聞問了。
之所以要指出這一事實，乃是為了點明元旦文告主軸的內在矛盾。我們感到不解的是，馬政府以及國民黨在形成這套論述的過程中，真的沒有感受到上述的矛盾嗎？
當元旦文告在政治層面上準備把兩岸現狀作“百年的固定化”時（姑且不論做不做得到），由這種“你是你、我是我”的兩岸“異己關係”中，還可能讓人民的心態不疏離嗎？試問，兩岸就以現狀再維持50年不變，當老成都凋謝了，還能指望誰來發揚中華文化？而如果這就是馬政府既定的論述，那我們也只能掩卷嘆息了！
然則我們可否請問馬英九，您要如何解開我們的困惑？未來不談，在就任兩年以來，您所領導的教育文化部門真的有貫徹“文化中華”的政策嗎？任何一個文化政策都必須有它的土壤，或許我們不會質疑馬英九推動“文化中華”的決心，但是當“政治偏安”的氣候成形，未來的接任者會繼續做“中華文化的領航者”嗎？
文章說，另外一個最核心的問題，“政治偏安”能夠帶來“百年和平”嗎？我們將在下一篇陳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