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儘管中美兩軍交往存在諸多障礙，但對話比對抗好、交流比猜忌好。中國應通過對話，不厭其煩地讓美國了解中國的利益關切，闡明軍事現代化和軍事戰略的意圖，緩解美方疑慮。美國應明白，中國基於國內艱巨的發展任務和防禦性的戰略文化，在可預見的將來都不會挑戰美國。美國固守絕對優勢和絕對安全的戰略思維是不明智的，接受在東亞影響力相對下降和承受一定的“不安全感”，雖然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其代價是換來中美的和平共處與互利雙贏。重回冷戰無疑是歷史的一次大倒退，像上世紀40年代那樣“失去中國”更是美國和人類的悲哀。
中美就政治互信釋出更多和解信號，並以實際行動展現對各國政治制度的尊重，是中美戰略互信的基礎。中國早已放棄對外輸出意識形態的做法，既無能力也無意圖挑戰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
對於以“自由、民主”的理念立國、視人權外交和推廣民主為國家利益的美國來說，僅做出尊重中國主權和“選擇自身發展道路”的表態是不夠的。美國國務院停止在年度人權報告中攻擊中國，總統停止會見達賴，正確認識和評價中國的政治制度和人權狀況，都是美國可以向中國發出的積極信號。
當然，要求美國社會，尤其是反共觀念根深蒂固的議員、各種非政府組織和宗教團體接受美國政府的做法是困難的，但這更彰顯了兩國通過更大規模的社會交往了解對方的重要性。自從18世紀末中美跨越太平洋結識以來，美國抱著“傳教士的精神”改造中國的衝動就沒有停止過。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近期表示，幾乎沒有任何歷史負擔的美國用了200年時間才實現“完全的民主”，而有三千多年“歷史包袱”的中國，如果能用100年實現民主化，也是創造了歷史。他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信息和人員的大規模跨國流動，將對中國逐漸變得“更開放和民主”起到積極作用。君子和而不同，美式民主當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蘇聯迅速民主化的悲劇、美國對一些國家強行植入“民主”造成的惡果和金融危機暴露出美國模式的不足，已有力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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