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美國威爾遜主義復興的外部條件，與美國當年原始威爾遜主義萌發期的20世紀初期有著類似的地方。從歷史背景上看，殖民擴張發生的血腥衝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國為代表的新世界(12.26,-0.34,-2.70%)秩序的威信，正如伊拉克戰爭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國在大中東的威信一樣。而從取得的目標函數上看，20世紀初的威爾遜主義摧毀了亞洲君主專制，促成了中國的辛亥革命，動力來自於亞洲自身對民主革命的渴求，誠如今天埃及18天革命改變了穆巴拉克30年威權主義統治一樣。
從純粹的地緣政治上看，美國致力於埃及政權的穩定，其獲得的利益肯定會大於把埃及推到不確定未來而引發的潛在風險，貿然把穆巴拉克趕下台恐不是最優選項。美國新保守主義上台後，推行了單邊主義的民主植入。單邊主義也意味著選擇主義，在拔掉了薩達姆政權之後，美國把擁有核能力的伊朗視為該地區對美國利益構成最大威脅的敵人。
這場“自擴散”的民主風潮，存在著該地區的以色列從對付一個死對頭又恢復到過去陷入“阿拉伯群狼合圍”之中的可能。這種可能的存在，迫使美國在近日派遣了掌管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和五角大樓非文職的最高武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一道深入以色列並進而安撫約旦。這樣的安排，意圖再明顯不過了，美國準備保住約旦、讓以色列後方留有一個安全港之後，放手推動大中東民主的“自擴散”，為“自擴散”提供充分的傳教士式的精神和物質支持。
首先，這一輪大中東民主擴散，使美國看到了解決伊朗問題的新途徑。小布什時代的新保守主義者提出了“政權改變”外交思路，準備讓“民主之光照亮大中東每個角落”，但人們看到的是外來的軍事干預壓力，這反而使伊朗成為了抵抗美國影響力的英雄，成為伊斯蘭反美世界中的事實領袖。假如伊朗民眾自主改變政權，從立場強硬的政權轉向溫和民主的政權，這已經不是軍事打擊手段能做到的。
一個不可回避的風險就是，在民主擴散的進程中，也往往存在著爆發地區衝突的可能性。國內統治者為轉嫁國內尖銳矛盾，往往會以發動一場對外戰爭來喚醒民族主義，用民族主義來壓抑個人主義為基石的民主自由需求，從而維護政權的穩定。2月16日，以色列媒體傳伊朗軍艦駛過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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