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東方文明可以構築非常森嚴的等級制度。歷朝歷代，中國的執政者都建立過名目繁多的官制。這種官制是分配社會成果的主要依據，官與民是對立的，但官的體制是開放的，有成就的民通常也可以被納入官的體制，參與社會分配。比如說胡雪岩就是官至三品的紅頂商人。
等級制度與服從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沒有了下級的高度服從，上級的權威就無從維繫。沒了權威，高等級的人更多一些地分配社會成果就沒了理由。不過處於等級體系高位的人也被要求“親君子而遠小人”，要求“廣納人言”，以補充自己思維上的不足。
這種文化，在今天的東方企業中是很常見的。在交易、科研、決策的每一個環節，職位較低的成員沒有發言權。時間長了，有發言機會的場合，人們也不會說了。
在目下的思想領域，這種東方文化被視為落後。因為知識分子們已經明白，至少是在科研的環節，年輕人反而是主要的創造者。等級文化需要時間來熬，在科學的領域，在那個梯子上爬到高位的，通常已經不在最前沿了。
不過，東方文化在經濟競爭中並不是完全無效。等級制度造成的一言堂也有它的好處，因為效率很高。在後發趕超的過程中，目的地是明確的。就一個企業而言，就是做某種產品，就一個國家而言，就是在財富上增加至世界第幾，比如說當下的中國就是。就實際情況而言，我們也不能把身處高位的人都看成是豬，他們的決策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有相當理由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