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互聯網空間來看，美國的“互聯網自由戰略”，與網絡空間諸多新行為之間，存在彼此追趕和相互影響的關係。就某種意義而言，在特定地區和時間，比如今時今日的中東地區，美國的“互聯網自由戰略”在“雙重標準”問題上受到極大的挑戰。一個後果是，親美國但在互聯網管理上不那麼“自由”的盟國，比如沙特阿拉伯，面臨來自民眾和媒體更大的壓力：美國都說了要“互聯網自由”的，你作為盟友怎麼不跟上呢？可以想見，受到示範樣本鼓舞，熱衷“互聯網自由”的活動分子將因此獲得更強的驅動力。但對美國來說，這顯然意味著某種程度的失控。
總體來看，美國的“互聯網自由”戰略，是主權國家在信息時代，面對開放環境下非國家行為體與新技術聯合衝擊所做出的一種回應。但坦率地說，美國“互聯網自由戰略”制定過程中暴露出的，是形成並定型於現代性的國家行為體的思維定勢，與具有後現代特征的、非國家行為體的網絡空間行為邏輯發生的激烈對撞：互聯網基本上是不可能被單一國家主導和控制的，謀求這種主導和控制的後果，是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
從這個意義引申開，今日世界經歷的，可能是一場更加深刻的結構性變化的序幕，如果想要有效應對，必須做出真正的變革與創新，而不是用信息技術的新瓶子，去裝冷戰時代留下的舊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