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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震:換個角度看人民幣升值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03-07 15:53:44  


  中評社香港3月7日電/過去30年,大陸經濟快速成長,西方世界的“中國崩潰論”始終不絕於耳,但金融海嘯讓西方經濟受到重挫,反而是中國、印度金磚等四國維持了世界經濟的成長動能。

  2010年是後金融危機復甦期,也是大陸十一五規畫驗收年,作為全球消費龍頭的美國復甦不力、失業率持續偏高,歐洲債務危機接連爆發,經濟動能如風中殘燭,大陸經濟依然強勁成長,但同時也面臨了嚴峻的通膨、發展失衡、所得差距擴大及一部分人富裕後引發的社會公平問題。

  經濟發展有脈絡可循,但也有不易掌握的變數,展望2011年,世界及大陸經濟都面臨更嚴酷的挑戰,台灣應如何解讀、面對、因應美國、歐元區、中國大陸經濟新情勢?旺報專訪了知名經濟學者、台大前校長孫震。

  該報去年大約此時也曾經訪問他,宏觀分析全球、大陸與兩岸經濟大勢。孫前校長堅實的學術基底與豐富的信息閱讀,讓他能冷靜面對龐雜的信息,條理分明的解讀,往往能抽離出異於世俗的觀點,值得審思。

  今年的訪問,孫前校長對大陸及台灣提出兩點主張:大陸應讓人民幣升值,升值可以增加國內財富、提高消費,發展內需市場;ECFA對台灣的意義不僅是“需要面”的市場擴大機會,更是“生產面”提升的機會,台灣有創意力,應該有更開放的自信。台灣也需要強化兩岸關係的可預測性與可確定性,國際大投資才會進來。

  以下為專訪摘要: 

  問:展望今年全球經濟,可否就歐美地區、新興國家、亞太區域經濟競合大勢,提供宏觀觀察? 

  2點宏觀經濟背景 

  答:2點背景資料很重要。一是全球化後世界經濟版圖的改變,先進經濟體在世界經濟生產占比愈來愈下降,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的GDP占比愈來愈高。先進國家首要看美國與歐元區,在國際上影響比重愈來愈降低。全世界新興發展中國家最活躍的在亞洲,亞洲16個發展中國家在2009年占世界經濟GDP的22.6%,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與印度,2009年分別占12.6%與5.1%。去年中國的成長率9.1%、美國2.6%,經過1年的變化,中國與印度在世界經濟所占的比重會更提高;中印經濟,以PPP計算已差不多接近美國了。所以,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動見觀瞻,這是大的趨勢。

  第二,現在世界各國經濟的變化,最重要的根源在世界經濟失衡,什麼意思呢?世界上有些國家的國際收支經常帳上保持長年持續性的巨額逆差,經常帳上最重要的一個項目就是貿易差額,此外包括國外投資、生產因素報酬等,經常帳上80%到90%反映的是貿易差額。

  具體來講,世界最大逆差國是美國,美國的逆差對應的是哪些國家呢?最大的是中國,其次是日本,第三大是德國,第四大是中東產油國。在過去12個月裡,美國的國際收支帳逆差是4605億美元,最大的順差國中國順差是3163億美元,日本是1948億美元,德國是1713億美元。國際收支的逆差、順差意義何在?以美國來講,是全世界最大的逆差國,國際收支發生逆差必須要用外匯來支付,但全世界用美元來做外匯,所以美國是唯一國家不必用外匯支付,就印鈔票給你,甚至連鈔票都不必印,直接記入電子帳數字。但美國的逆差愈大,表示國際通貨愈多;國際通貨愈多,表示國際物價要上漲。

  通貨膨脹2種型態 

  通貨膨脹有2種:商品價格膨脹與資產價格膨脹。過去20年在全球化下,商品價格膨脹是下降的,因為商品自由流動,單一國家如果物價上漲了,別的國家的商品會進來,所以物價漲不上去。物價不漲而多的錢一直增加,錢去哪裡了呢?錢去買房買地買股票了,造成資產價格上漲。所以全球化在價格上2個重大的影響:商品價格上漲率在下降,資產價格上漲率在上升。

  金融危機後,很多買資產的人受到重大打擊、成驚弓之鳥,國際貨幣四處流竄,稍微風吹草動國際資金流動就轉移到別的地方。所以過去2年來匯率不斷變動、股票市場的變動起伏不定,都是因為國際經濟失衡,國際資金流動性太多所造成的。本來這次金融危機有個重大轉機、讓國際收支失衡縮小,但金融危機以後,國際收支失衡又繼續擴大了,重蹈覆轍。

  這是天下大勢。富有國家的影響力開始下降,發展中國家愈來愈強大,亞洲發展中國家在東亞;富有國家欠人家錢,貧窮國家開始擁有債權。但富有國家有2個例外,一是日本,雖然經濟停滯,但順差很大;另一是德國,國際收支順差很大,但物價很穩定。

  問:德國經濟表現比日本更好,繁榮後沒有泡沫,沒有泡沫就沒有泡沫破裂的痛苦,德國經濟政策與日本有何不同? 

  答:德國2010年經濟成長3.6%,是1990年兩德統一以後最高的,失業率6.6%是1992年以後最低的,原因何在?一是基本條件健全,另一是受惠於中國大陸快速成長,全世界機器設備都要買德國的,所以德國的出口大幅度提高。德國的精緻品如汽車、機械設備是全世界最好的,所以其它國家的投資增加、要購買機器設備時,德國是第一個受惠;再者,德國物價穩定,出口就便宜。

  ECFA開啟13億+2300萬新思維

    但是,貿易最基本的定義,不是幫助擴大市場,而是促成產業的國際分工,讓參加貿易的國家之間生產分工,每個國家發展其最具優勢、生產力最強產業。全世界包括台灣在內,都重視出口,卻不肯讓外國東西進來。只有外國更具優勢、物美價廉的產品進來,才會取代國內物不美、價不廉的產業,然後把資源轉移到競爭優勢高的產業。兩個國家都發展其最具競爭力的產業,兩個國家的生產力、GDP都會提高。ECFA讓我們取得“需要面”的擴充,但我們如果不開放市場,就等於拒絕“生產面”的改善,拒絕貿易第二步的深化。 

     有創意不應怕開放 

     台灣的創意、技術水準很高,以毛巾為例,改變折疊的方式,價格就高了好幾倍。所以不要阻擋外國競爭性商品進來,讓“國內”商品面臨一點壓力,要相信你的教育、技術、創意。開放進口後,進步最快的其實是過去擔心不能競爭的產業,打開門後天地反而更寬。 

     這兩年,我發現台灣的創意非常高,高創意人才跑到全世界,給歐巴馬夫人做衣服的人也是來自台灣。為什麼這些人在台灣沒有舞台?因為你沒有開放。如遠東集團總裁徐旭東所講,用“13億人口+2300萬人口”的思考就會豁然開朗,你的創意就都出來了。如果大陸13億人也是我們的市場的話,在美國做衣服的人就可以在台灣做,賣給全世界的人就好了;像是賣牛肉麵、開咖啡店,可以一開就是好幾百家連鎖店。 

     問:ECFA談判中,台灣對某些產業太過保護了嗎? 

     答:對,保護太大了。大陸講“讓利”,但你怎麼能靠“讓利”長期生存?人家也不會長期“讓利”,他短期“讓利”是期待長期得到更多利益。所以我們對ECFA的思考,必須從表面的、“需要面”的市場擴大,深化到“供給面”的產業結構改善、技術水準提升,最後結果讓平均生產力提高,創造更高的人均所得。這是第一點,黃金10年的思考必須從需要面轉移到供給面。 

     經濟依附政治之上 

     第二,經濟是依附在政治之上的,如果兩岸關係、台灣跟東亞經濟整合不能確定,如果仍有潛在危機,重大、長期的投資就不會來。兩年來台灣經濟成長快速,但仍然沒有重大投資進來,是因為對政治上的穩定沒有信心。一個投資可能是10、20年,如果又回到以前鎖國政策,外資怎麼辦呢?投資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就是政治環境具有確定性(certainty)跟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如果不能提供一個可預測的、長期的穩定,讓企業家可以打算盤,就沒有辦法吸引長期性的投資。 

     第三,看看過去10年來全世界與大陸的經濟發展,發展的重要來源是群聚效果(agglomeration),即以大都市為中心,在大都市周圍改善交通,讓各種產業、資訊、人才、勞動集中,彼此互相提供便利、降低商品流動成本,激發創意、創造優勢與提高生產力,產生經濟學上外部利益(external economics)。像東莞、廣州、上海到天津、大連,都市慢慢擴大,容許產業以都市為核心慢慢發展,彼此間產生經濟上的利益。但台灣卻沒什麼變動,台北10年如一日。台灣沒有發揮都市的群聚效果。 

     兩岸主權治權分開 

     問:由於透明度信心仍未建立,媒體在看大陸經濟時往往半信半疑,須要時間檢驗。以您的經濟學術根底與豐富經驗,如何判斷經濟趨勢。 

     答:我要感謝這一年看《旺報》,真的對我幫助很大。我沒有刻意看大陸的資料,《旺報》在所有報紙裡是資料最多的,關於兩岸關係的討論也很深入,像張亞中他們,這些問題你不能不看。 

     我覺得兩岸關係圖窮匕現,早晚有一天要攤牌,台灣怎麼可以不去想?領導階層怎能都不去想?兩岸關係這麼密切,經濟結合也愈來愈密切。大陸跟你這麼好,他當然有政治企圖,占了便宜就不去想、是逃不過去的。 

     問:張亞中有兩篇文章最近剛刊登在《旺報》,回應了馬英九的元旦文告與新春茶會上的致詞,馬英九要求大家不要講“中國”要講“大陸”、對兩岸關係有比較清楚的論述。 

     共識似乎已經慢慢地出來。在主權上是不能分裂的、是一個主權,但在治權上是有所區分的;主權分享,雙方共同架構包含“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所以將來兩岸政治協商,其實政治協商的主體應該怎麼樣去架構這一個涵蓋兩個中國的中國。 

     答:講“中國/台灣”是不對的,當然是“大陸”或“中國大陸”了。我常講,不要妄自菲薄,我們(台灣)是中國的、嫡傳的,是嫡長子啊,他(大陸)是老二呢。我也常引用王永慶的話,“大陸也是我們的,為什麼放棄我們的主張呢?”你愈是這樣主張,他愈安心,你一心想分開,就失去了安全,等於樹立敵人。你主張我們是一家、是兄弟,他怎麼會打你這哥哥呢,難道哥哥年紀大了、體弱了,你就打嗎? 

     問:台灣是在往正確的路上走嗎? 

     答:台灣並沒有重大的、新的經濟成就,特別是重大的產業投資,也沒有類似北京、上海改變城市面貌的重大建設,為什麼?台灣政治上的不確定性仍然讓國際性投資卻步。我們站在大陸的大門口,又比大陸許多區域有更多優勢,為什麼世界各國不到這裡來呢?我們需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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