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文化的“地域特色”，一般指由某一特定地域的地理、歷史、人文等條件所形成的為本地區所特有的文化色澤。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所涵蓋的各民族、各地域文化，具有共同的核心價值（所謂“一體”），又有源於各自地理人文的各具特色的具體表現形態－－有的比較粗獷，有的比較精緻，有的開放求變，有的穩重守成，有的重商，有的崇文，有的呈現內陸文化景觀，有的帶有海洋文化氣息……但一般而言，它們之間並沒有優劣、高下之分。台灣文化作為中華文化之地方形態或族群形態之一的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台灣少數民族文化在台灣傳衍、吸納、演變、融合的產物，它具有民間性、草根性等特點，但這絕非低下、粗俗的同義詞，反倒是其較強生命力的來源。1949年前後來到台灣的外省人士，卻很容易自恃來自“中原”或不習慣於台灣文化的民間性、草根性表現而產生輕視、蔑視乃至鄙夷的心態，這是需要努力加以克服的。我們經常可以聽到所謂“台灣沒有文學”的說法，這種說法抹殺了本省作家未必遜色於外省作家的創作成就，顯然屬偏頗之論。
另一方面，台灣文化又有一特殊現象，即1949年前後來自大陸各省區的數百萬人湧進台灣，他們同時將全國各地的地域文化因素帶進了台灣，於是在台北街頭可看到山東的饅頭，北方的水餃，江南的各種精巧米食和小吃，麻辣俱全的四川菜，等等。這樣，台灣就成為彙集全國各區域文化最豐富最完全的地區，為中國其他任何一個省份所無法相比。文學也不例外。當不同省籍的人們拿起筆桿，抒寫他們家鄉和過往的經驗，總是充滿了原鄉的文化氣息。儘管寫的並非台灣之事，卻能為廣大台灣讀者所接受，有的成為暢銷書，有的拍成電影流行一時，除了共同的中文語言外，更主要的是外省作家與台灣讀者秉有共同的文化核心價值，所描寫的思想感情、行為方式，與台灣同胞那麼相似，為他們所熟悉，完全能夠被認同和接受。這樣，台灣文學就成為包含最豐富最多元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學板塊，這在整個中文文學中是獨一無二的，是台灣文學最值得驕傲的寶貴資產之一。如果將此類作品排除於台灣文學之外（斥之為“不愛台灣”、具有“過客心態”等等），無異於自斫手足，自小疆域，將台灣文學狹隘化，甚不可取。
總之，地域文化“小傳統”並非與中華文化“大傳統”相對立，而是代表共性的“大傳統”在具體時空中的活生生的個性表現形態。台灣文化並沒有逸出中華文化整體之外，相反，它以其地域特色豐富了中華文化之內涵。台灣的政黨人士如欲在台灣弘揚中華文化，一方面應徹底消除“反共”、“恐共”、“防共”心結，不應因“五四”以來的新文化、新文學與中國共產黨的較密切關係而排斥之，耽溺於“復古”；另一方面也不應以中原來者自居而排斥、貶抑地方文化。“中華文化”在台灣的落實和弘揚，絕不能僅注目於儒家“大傳統”，否則既與現代生活形成落差，亦將與民眾生活脫節。台灣民眾實際生活於作為中華文化之地域形態的台灣文化中，要在台灣弘揚中華文化，只有倚重於這種地域文化，才能與台灣民眾產生最緊密的結合，與他們的生活密切相連，為他們所欣然接受，也才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而在地域文化“小傳統”中，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中華文化的“大傳統”存焉。這或許是我們在兩岸文學、文化交流中必須具備的一個基本認知。
肯定和彰揚台灣文化對中華文化內涵的豐富
胡錦濤總書記精闢地指出：“中華文化在台灣根深葉茂，台灣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內涵”。前半句人們談論已多，有點“老生常談”；後半句則是一嶄新的提法，將對自豪於本鄉本土文化的台灣同胞產生良好的影響和巨大感召力，意義十分重大，值得我們給予特別的關注和彰揚。
一般而言，中國內部的某一地域文化（小傳統），多多少少都會對中華文化整體（大傳統）作出豐富。不過台灣文化所作的貢獻，會更突出一些，這是由於台灣具有緣於其近代以來特殊歷史際遇的特殊經驗，不管它們是正面的經驗或是反面的教訓，都值得將其納入中華民族的整體經驗寶庫中。這也許正是“台灣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內涵”科學論斷的最重要含義之一。
甲午之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府或省，無論是政經制度或文化傳統，都與中國其他地區無異。割台之後，儘管台灣人淪為日本的“次等國民”，在日據末期“皇民化”的強勢推行中，也確有部分台灣人產生了國族身份的困惑和搖擺，但就整體而言，台灣人並沒有也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日本忠良臣民”，整個台灣也始終沒有脫離中華文化的基盤和根柢。光復之時，大多數台灣同胞興高采烈、義無反顧地恢復了“中國人”的身份。因此50年淪日的經驗，也就是部分中國人的半個世紀的被殖民經驗，並融入近代以來全體中國人的形式有所不同、程度有所差別，但實質內涵卻十分相似的被欺侮、被奴役、被殖民的集體歷史經驗中，成為其中頗為特殊的組成部分。乙未之後的數十年中，中國有不少地區先後遭受日本侵略鐵蹄的蹂躪，但沒有一個地區如台灣的殖民地化程度如此之高，遭受苦難的時間如此之長。雖是不堪回首，卻也是絕無僅有的特殊經驗，台灣同胞的苦難，抗爭，甚至他們的猶疑和動搖，都給全體中國人以深刻的警示，是全體中國人共同的經驗財富－－儘管被殖民的時代可能一去不復返了，但這段苦難和抗爭並存的經歷，無疑仍可增強中國人民面對歷史風浪與橫逆的勇氣和能力。
1945至1949年是20世紀百年中兩岸真正“統一”的短暫五年，卻不幸發生了影響巨大和深遠的二‧二八事件。事件是當時官僚統治集團和廣大民眾階級矛盾激化的結果。儘管經驗是慘痛的，但對它的研究，仍能給後人無窮的有益啟示。正如一位台灣統派學者所說的：致力於40年代後期這一段台灣文學歷史的研究，乃因這是一個祖國統一、兩岸文化交匯的時期，後來兩岸雖暫時分割，但中國總有一天要實現統一。40年代後期發生的事，無論對於台灣同胞或是大陸同胞，都可作為一種經驗或教訓，使他們在統一再次到來時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
不過，近代以來特殊歷史經驗最具現實意義的部分，或許還在於當代。1950年以後，在冷戰和內戰的交疊結構下，暫時分離的兩岸卻得以同時推行各自不同的社會制度。雙方都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一些失敗的教訓，如果能更多地看到對方優點，對照、反省自己的不足，取長補短，無疑將極大地造福於兩岸人民。30年前，大陸更多地向台灣學習如何發展市場經濟、個體經濟以及先進的管理經驗。台灣的“經濟起飛”說明：近代以來屢遭列強欺侮的中國人同樣能發展市場經濟，同樣能較快地邁向現代化。試想如果沒有這一啟示，我們也許將在是否實行市場經濟等問題上多躊躇一些時候。而現在，大陸也有很多做法值得台灣好好學習，比如高效率的救災、和諧社會的建設，以及領導人的為人民服務精神，等等。由於歷史際遇與社會制度的不同所引發的特殊經驗，不管它是正面的或是負面的，都可匯入中華民族的經驗寶庫中，對於今後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或警戒。
當然，上述僅是宏觀地、理論地說的，“台灣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還具體表現在更細微的方方面面。如果將大陸與台灣做個比較，總的說，大陸擁有較多的資源，包括龐大的人力、物力及市場，以及深厚的文化積澱（如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而台灣則往往具有更多的創意，具有較好的管理經驗和行銷策略等。這是兩岸各具優勢、形成互補的基本格局，涵蓋了不同的領域和部門。如在科技方面，台灣不僅發明創造了資訊產業等領域的諸多高科技產品，在農漁果蔬等的新品種培育上更成就斐然。在文藝方面，清新活潑的流行歌曲曾為中國歌壇注入一股生氣；雲門舞集的舞蹈，賴聲川等的舞台劇和一系列影視作品，都不能不說對中國的文藝有所豐富。就文化創意產業而言，不僅動漫產品豐富多彩，無數奇香美味的小吃，琳琅滿目的精緻工藝品，都體現了台灣民眾較強烈的創新意識。在教育方面，台灣學校對中國古典文化的重視，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公、私立辦學方式的互補，乃至尊師重教的校園文化，都有值得大陸參考、學習之處。台灣的民間社會也形成了許多很好的體制和風氣，如對弱勢群體的關心，宗教慈善組織和志工制度的健全，公共秩序的自覺維護（如保持公共衛生、按次序排隊等已成風尚），守法意識強烈（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工商企業較少欺詐行為）等等，都可供大陸民眾借鑒。所有這些，都可說是對中華文化內涵的豐富。
以往我們更多講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傳衍和弘揚，較少關注台灣民眾的文化創造及其對中華文化的豐富。胡總書記的講話提示了我們，不僅要重視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弘揚和傳播這一方面，也要充分認識和肯定台灣民眾的創造對於中華文化整體的豐富和補充，並加以必要的彰揚。這樣不僅可以總結更多經驗以造福兩岸人民，還可以增加台灣同胞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自豪感和向心力，創造兩岸和諧融洽的氣氛，促進兩岸人民創建美好幸福的共同家園。
(注1)國民黨中央文工會編：《第二次文藝會談實錄》，1977年12月出版，第13頁。
(注2)奚淞：《江山共老》，《中國時報》1987年10月31日，收入《中華現代文學大系》第5冊，台北：九歌出版社，第1632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3月號，總第15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