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東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同呼吸，共命運”的一個整體，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共同命運的因素日益突顯。在國際社會中，共同命運通常是由來自外部的一個或多個威脅造成的，因此群體中的行為者在自身能力、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會傾向選擇合作來應對外部威脅，如果這種合作行為能夠在一定時期內多次重複，那麼對彼此合作者角色的認同就會相應增強，國家原先追逐個體利益的利己身份也會逐漸削弱，並最終促成集體認同中的合作關係得以內化為國家行為的深層動機。
東亞地區原始和現今的區域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來自對共同命運的感知，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更是如此。特別是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為分界點，東亞地區以多種經濟地區化為核心的合作進程開始向政治上的和制度化的合作轉化，具體說來，三次危機使得東亞區域合作在各相關領域有所突破。
金融危機，使得“貨幣地區主義”在東亞興起。與歐盟一體化進程開始於地區自由貿易並經歷較長時間才向貨幣合作過渡不同，東亞區域貨幣金融合作起點較高，不僅在搞自由貿易建設，而且業已進行的雙邊貨幣交換、資本流動監控、早期金融預警、經濟評估與政策對話、亞洲債券基金，都有助於貨幣和金融穩定。
非傳統安全危機，使得“社會地區主義”在東亞地區合作中方興未艾。東亞各國在2003年共同應對SARS危機時的合作模式，使得地區內各主要行為體進一步認識到了區域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並為其他領域內共同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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