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杜克大學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聯合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2008年之前的過去10年，在移民創建的美國科技企業中，26%的企業擁有一名印度裔創始人，比例超過英國、中國、中國台灣和日本裔創始人的總和；從1995年到2005年，矽穀15.5%初創企業是印度人創立的。
印度人群體何以能在歐美商圈如此出眾？BCG高級合夥人、董事總經理麥維德(David C. Michael)歸結為4個原因：重視商學教育，“在印度，最頂尖的大學都是商業大學，在商業教育方面有著非常長遠的歷史，印度最好的學生基本進入了商業大學，年輕時即開始訓練商業領袖才能”；英語教育，“印度最頂尖的大學均為英語教學，這種對英語水平與技能的強調對於其在歐美公司就職非常有利”；擅長交流合作，“印度文化非常強調交流、討論與合作，在這樣的文化中成長的人會比較適應全球化的商業環境”；印度人出國早，“從多年前開始，許多印度學生便赴國外求學和工作，比如百事、花旗和摩托羅拉的CEO，自上世紀80年代起他們就邁出了印度國門，這比中國大陸學生大規模跨出國門的時間要早。”
麥維德說，其實跨國企業中一樣匯聚了一批來自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華人管理者，取得不錯的成就，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有信心華人高管的表現很快能趕上印度人。是的，即便是巴菲特的接班候選人中，一樣曾有華人面孔。可是，在CEO一級的頂尖管理人才中，印度高管的數量明顯要勝出一籌。
至少在現階段，或許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操盤全球化企業方面，印度存在著高端管理類人才的優勢，他們有一批人，較之晚出國門、晚學英語的中國企業家，更加熟稔國際化運營，與歐美的商業環境也更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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