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
楊開忠 北京大學教授
孫久文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
周孝正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北京進行人口總量控制是否合理？
正方
楊開忠：對城市人口增長進行一定的調控，許多國家，比如美國都有這樣的做法。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家庭就業和區位的選擇，從根本上說，須由個人家庭自主決定。但完全放任個人家庭自由選擇也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失靈”，導致“過密”、“過疏”問題，一些城市出現人口超載，產生嚴重的資源、環境、就業和社會問題，也就是“城市病”，從而損害社會利益和可持續發展。這些問題在像中國這樣幅員遼闊、城鄉區域差距巨大的國家，會更加突出。所以，各個主要國家和地區，尤其是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會對城市人口的增長進行調控。當然，各個國家、地方的情況不盡相同，控制的方式方法和程度也會有差別。
孫久文：就目前北京的資源、環境、交通情況看，北京現在的人口已經比較多，所以，總量上的控制是需要的。但是總量控制，不僅僅是控制戶籍人口，應該是在一定的發展水平、科學技術水平前提下，根據北京目前的經濟發展，對人口進行總量的控制。
反方
周孝正：北京市不應該實行總量控制，因為我們是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採取國民待遇的原則，一視同仁，絕對不能說北京市特殊，不讓人家來。人家要買房，說要幹五年；人家要買車，也得幹五年。這叫赤裸裸的地區歧視，它違背了中國政府的承諾——國民待遇原則，違背了《憲法》，憲法規定一律平等，憑什麼不讓外地人來呀。當然，北京市作為大城市，有大城市病，交通擁擠，大氣污染，怎麼辦？用別的辦法，法治國家和諧社會，就是要採取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北京控制人口，需要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的過程，這叫誠信的公正。老百姓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
能否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規模？
正方
楊開忠：縱觀各國實踐，控制城市人口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通過改變個人家庭定居區位選擇的市場環境，來達到間接控制特定城市人口增長的目的；二是政府直接代替個人家庭決定個人家庭的區位，如我國改革開放以前嚴格的戶籍管理。由於各國家都有自己不同的情況，不同國家控制特定城市人口的方式方法不盡相同。
過去30年以來，特別是最近10年以來，我國大城市的人口增長得非常快，已經出現了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採取了分類指導的政策，對大、中、小城市，採取了有差別化的政策。一方面，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逐步放鬆或放開小城鎮落戶的條件，最近幾年又強調中小城市逐步放開人口落戶，但是對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由於各個方面的原因，現在完全放開是不行的，仍需採取兩類政策：一是採取指標控制，對轉為戶籍的人口進行指標控制。二是准入條件。包括在北京買房需要工作5年。這也是為了使北京的人口總量不至於增長太快。但是進行一定的指標控制並不是限制公民的自由遷徙。所以，我個人覺得，在相當的程度上，行政指標控制是我國在發展轉型階段必要的權宜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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