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的轉向，重要的原因之一據稱是北京對他沒有“善意回應”；而北京沒有“善意回應”的原因之一，是對李登輝不信任。李登輝在司馬遼太郎面前，毫無保留地回復了他岩里政男的皇民身分，而“戒急用忍”又顯現了他傾獨的政策轉向，再加上他與民進黨的“政黨外遇”，皆使李登輝“蔣經國學生”的角色必趨破滅，而展現了他的“司馬遼太郎意識”。
所謂終止動員戡亂，終止“動員”即是回歸憲政，終止“戡亂”即是營造兩岸和平；但李登輝後來非但以“修憲”毀了憲政的權責架構，自己甚至成了台獨旗手，宣稱“中華民國已不存在”，又豈是“回歸憲政”？至於營造兩岸和平，則李登輝的戒急用忍錯失了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契機，更從《國統綱領》轉向了《兩國論》，使兩岸關係全盤惡化。尚不僅此，李登輝在二○○○年輸掉了國民黨政權，遂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擺明了扮演台獨教主，以台聯黨挾持陳水扁，使陳水扁難以走上“新中間路線”，至今仍欲挾持蔡英文等，繼續玩弄他的“對內主張台獨，兩岸主張敵對”的路線，這卻已與“終止動員（回歸憲政）戡亂（主張兩岸和平）”完全背道而馳。
群策會紀念終止動員戡亂二十年。若從“蔣經國學校學生”的角色評價李登輝，他是叛徒；若從“司馬遼太郎同路人”的身分評價李登輝，他也注定是一個失敗者。
聯合報社論在評論歷史事件時，常以“勇敢渡河，勿上錯岸”為臧否月旦之標準。蔣經國是勇敢渡河者，李登輝則是上錯岸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