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觀看說明會發現，照片陳列順序既非按職位高低，也非按姓氏筆畫或拼音，而是根據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創立的時間先後，分別列出了上海、武漢、長沙、濟南、北京、廣州、旅日早期組織的代表。
雖然參加一大的代表們最終選擇的道路有別，擔任的職務不同，最終的歸宿相異，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不一樣，但作為黨的創建人，畢竟是一段客觀的歷史，所以中共對他們“一視同仁”地加以介紹，對他們在建黨時期的活動和貢獻給予肯定。
據一大會址紀念館館長倪興祥介紹，最初並非如此陳列。
1952年，一大會址紀念館建成時，有關出席者的資料，只陳列了6名，後來曾增加到7位。把13人全部陳列出來是在1986年。但照片尺寸大小和陳列順序上也有所選擇：毛澤東等前8位的照片最大，張國燾、劉仁靜、包惠僧次之，陳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並排在最後。直到1999年新館擴建，照片才一樣大小，並按照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時間先後陳列。
“將包惠僧放在最後，因為他不是正式代表，而是陳獨秀指定的出席者。”倪興祥說。
自稱是一大會址“守門人”的倪興祥已經在這裡工作了27年。“一大會址是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晴雨錶’，從13名出席者在這裡的‘命運變遷’，可以看出中共對待自身歷史的態度。”他說。
普遍認為，中共一大紀念館出席者陳列順序的變化是中共坦誠開明的一個折射點。時隔8年多相繼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稱《黨史》）第一卷（1921－1949年）和第二卷（1949－1978年），也以“成就講夠、錯誤講透”的修史態度，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
“只有真實地呈現歷史原貌，才能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不驕說成功，不諱言失敗，這是任何一個成熟開明的大黨應有的風範。”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嚴書翰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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