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以抓經濟建設，以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為己任的政黨，是能夠站在整個民族的立場看待問題的。因此，只要對國家和人民做出過貢獻的人，無論後來有怎樣的曲折變化，都會進行客觀呈現。”戴焰軍說。
這樣的例子，在《黨史》二卷本中多有枚舉。比如關於林彪，《黨史》既對林彪集團妄圖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進行徹底揭露，同時也肯定了他本人在戰爭年代做出的貢獻。
即使對蔣介石，《黨史》在論述上也採取客觀態度。在論及蔣介石與周恩來為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進行的“廬山談判”中，評述說：蔣介石雖然仍表現出企圖削弱和控制共產黨的合作、限制人民的民主要求等傾向，但是承認國共兩黨合作的表示，畢竟是有利於實現全國抗戰的。對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表現，《黨史》也作出了一分為二的評價。
將“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時期進行區別，也是書中比較新穎和客觀的提法。《黨史》第二卷分析說，“文化大革命”對黨和國家及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嚴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經濟、黨建等領域都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但同時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在經濟上也取得了一定進展，不僅第三、第四個五年計劃基本完成，科學技術方面取得若干重要成就：第一次成功進行導彈核武器試驗、爆炸了第一顆氫彈、首次進行地下核試驗、第一艘核潛艇建成並試航成功……當然，這些成就都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勞，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取得成就應該更大。
事實上，尊重歷史原貌，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要求。但因為歷史上的種種原因，比如一段時間“左”的錯誤思想在黨內佔據主導地位，使得過去中共對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存在不夠全面和客觀的地方。經過一定時期的沉澱，特別是中共自身思想路線的端正，對很多歷史問題愈益採取開明坦誠的態度，這是一個過程，也是一種趨勢。
李東朗說，中共作為處於領導地位的執政黨，在其執政期間能夠有這樣的治史態度，恰恰體現了這個政黨坦誠開放、成熟自信的風範，以及一切為了人民利益的建黨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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