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當年的測算，人民幣偏離了“均衡匯率水平”40%左右。儘管人民幣六年來已升值27%，但與此同時，中美貿易順差仍在以每年1500億美元的速度持續擴張，中國外匯儲備更已達到3萬億美元之巨——想想看，2005年中國的外儲是8000億美元。按照美方的邏輯，這六年來，中國偏離“均衡匯率水平”的幅度很可能不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拉大了。可是，再升值13%就能讓美方停下催逼人民幣升值的腳步了麼？
傳統的匯率決定理論，只是從經濟規模、要素流動性、通脹水平等宏觀基本面大致推斷出一國原則上宜實行何種匯率制度，或在多大程度上偏離了所謂的“均衡匯率”；卻無法讓人明白，明天或下周的人民幣匯價具體是怎麼確定的。而從公共政策研究的視角來看，一國政府在制定匯率政策時，除了考慮它對社會整體福利水平會有何影響外，往往還受到國內利益集團游說和外部集團政治壓力的影響。中國政府近年來一再明確表示，“我們將自行決定人民幣的升值步伐，外部壓力從來不是考慮的重要因素。”但外界一直在密切觀察推動人民幣升值過程中的所謂“保爾森效應”、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效應。
2006年9月，美國財長保爾森上任後首次訪華，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在4天內連續擊破7.94、7.93和7.92三個關口；2006年12月，保爾森率團來華開展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又突破7.82關口；2007年3月，保爾森任內第三次訪問中國，人民幣匯率逼近7.74的關口，再次創出“匯改”以來的新高；2007年7月，保爾森的第四次訪華帶來的效應並不明顯；但2007年12月保爾森第五次訪華前夕，“保爾森效應”重新放大，人民幣連續升值至7.38附近。
就在本月，隨著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華盛頓開幕，這種情景再次上演。當然，這種反應可以部分理解為市場（如外匯市場做市商）自發形成的預期所致；但可以肯定，市場的強烈升值預期絕不是無緣無故的，它正是建立在對以往中國如何應對外部壓力的經驗觀察基礎之上的。問題是，這樣的循環還能再繼續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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