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沙文：正如戴國委所說，我們同意在6月中旬舉行舉行新一輪人權對話，這是一個坦誠對話、討論各自關切的重要渠道。我認為，在歐中戰略夥伴關係框架下我們可以討論分歧。歐中對人權的看法並不總是一致，今天的對話也談到了人權問題，阿什頓女士強調我們希望以建設性的方式與中國討論這些問題。但是作為朋友，我們也願和中國談論我們的關切，中國的一些情況的確在歐洲引發了關切。正像戴國委剛才所說，21世紀雙方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有些問題已經超越了國界。人們很容易看到別的國家發生了什麼，他們並不總是能夠理解所有的事情，有時並不掌握事實真相，所以我們需要進行澄清。歐中體系、制度不一樣，行事方式不一樣，我們願本著友好和相互尊重的態度與中方討論人權問題。
傅瑩：我想補充一點，坦率地說這位記者提問題的方式讓我很驚訝，你對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司法制度如此缺乏信任。艾未未的問題在戰略對話中沒有提及，我想談談個人的看法。艾未未在歐洲是有一些聲譽的，認為他是藝術家，甚至有人以為他設計了北京的鳥巢，實際上並非如此。近30年來中國的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就是法制建設。在中國，法律法規應該適用於所有人，就像在歐洲一樣，不能因為有些人是你的朋友，或與你有相同看法，就要求給他們超越法律的特權。我知道你剛才並不是在暗示中國的法律制度應該為你們所喜歡的人網開一面，但我想強調的是，即使你對某個案子存在疑問，也應耐心等待司法程序的結果。我想無論是在匈牙利還是其他歐洲國家，一個人如正在接受司法調查，無論出於什麼原因，記者通常都不會干預這個過程。因此，歐洲人也不應居高臨下地對中國人說，有些人可以超越法律。
中國與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討論有30年了。我給你舉一個例子，早年我陪同一個西方代表團訪問上海時，他們對我說：傅小姐，你們中國沒有人權，沒有遷徙自由，你就不能到上海來居住。我當時還很年輕，試著理解他的意思，我想了想跟他說，你說得對，我是不能到上海來居住，因為去上海的火車票大概是我一個月工資那麼多，並且還需要上海糧票，而我只有北京的糧票。當時中國很多物品包括食品都短缺，所以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對的。但現在中國人能夠吃飽飯了，能夠自由遷徙了，甚至能夠到國外去訪問了，而你們仍然在指責中國。我想借這個例子說明，你們應該看到和尊重中國的經濟發展，這種發展使中國人有了更多的權利。中國的人權觀相對而言更加廣義，我想這與《人權公約》和《聯合國憲章》更加吻合，它包括人們的生存權、發展權、醫療權、受教育權等等，中國正是在這些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中國日報記者：剛才戴國委和阿什頓女士談到了西亞北非局勢和日本地震，在對話中關於這兩個問題有沒有達成共識？中歐是否會協調行動幫助日本災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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