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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機管理事關國家安全，不可不慎。 |
中評社╱題：中國亟需加強國家安全危機管理研究，作者：趙景芳（北京），國防大學危機管理中心副教授、博士
危機管理是國家安全研究領域中的重大課題。它是一門站在國家安全的高度，在對國內國際戰略環境進行客觀分析判斷基礎上，綜合運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手段對危機進行預防、謀劃、處置的科學與藝術。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曾斷言：“今後戰略可能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將是危機管理。”(注1)實際上，歷史發展表明，危機管理並沒有取代戰略，而是從對單個危機事件的處理，上升到戰略研究和謀劃的高度，從而充實了戰略的內涵，拓寬了戰略研究的領域。
危機日益成為國家安全的常態
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隨著國際形勢和國家安全形勢的發展變化，國家安全領域正在進行前所未有的拓展，國家安全層次的危機也隨之複雜化、多樣化、常態化。冷戰時期，外部軍事威脅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而冷戰結束後，敵友界限模糊，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界限模糊，國家安全威脅及其來源日益變得多樣化。首先，原來兩極格局掩蓋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領土爭端、資源糾紛和社會矛盾等問題呈現表面化，並演化為各種危機與衝突。其次，經濟全球化與地區經濟一體化相向而行，國家間相互依賴不斷加強的同時，國家安全的脆弱性也同步增長。全球性問題作為全球化的副作用逐漸顯現：經濟危機、公共衛生危機、武器走私、毒品走私、人口販賣、有組織犯罪等跨國性問題因國家邊界的日益可滲透性而成為各國面臨的普遍威脅。再者，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的背景下，各種全球霸權主義與地區霸權主義惡性膨脹，引發有關國家力量的強烈反彈，激化出新的矛盾並使其轉化為國際危機，“文明衝突論”正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持續擴散、國際恐怖主義甚囂塵上。最後，隨著人類對自然界的索取和揮霍的縱欲無度，自然界對人類的“報復”也顯著增加，高強度的地震、海嘯、氣候災難、地質惡化等引發的極端自然和人為災害頻發不止，國家安全面臨的非傳統威脅日益突出。此外，貧富差距、政府腐敗、不良治理等各種國內問題也困擾著許多國家的發展，在一定情況下其威脅程度較之傳統威脅更具有緊迫性和現實的影響。
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國家安全危機的發生發展呈現以下三個突出特點：
一是危機從四面八方湧來，多種多樣，既有來自內部的，也有來自外部的，既有來自傳統領域的，也有來自非傳統領域的。
二是危機間的聯動性增強，日益複雜，其中既有國際與國內的跨空間聯動，也有不同危機之間的跨議題聯動，且傳統安全危機與非傳統安全危機相互交織滲透。一種危機的爆發會迅速產生傳動、外溢效應，從而刺激、引發其他種類危機的發生。
三是危機呈現常態化趨勢，控制難度不斷加大，大多數國家在有效應對危機上的理論準備、機制準備和資源準備等方面都明顯不足。
危機的常態化趨勢，呼喚國家安全戰略中危機管理比重的持續增大：危機管理理論比重不足的國家安全理論將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國家安全理論，危機管理實踐比重不足的國家安全實踐也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國家安全實踐。簡言之，隨著威脅的泛化、敵友界限的模糊和全球性問題的突出，各種類型的突發性危機事件爆發日益頻繁，國家安全正遭遇危機的全方位“圍堵”。與以往危機僅僅作為和平與戰爭之間一個短暫的過渡相比，現時危機已成為國家安全的一種獨立的狀態。有些危機若處理不好，不僅直接危及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甚至有可能引發災難性戰爭。因此，加強危機管理研究無疑應成為我們當前思考促進國家安全問題的重要方面。
危機博弈成為國家間博弈的重要方式
歷史上，國家間博弈往往通過外交和戰爭兩種手段來進行。當國家間政治、經濟矛盾激化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時，戰爭就會從幕後走向前台，成為國家解決彼此問題的不可避免的方式。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美蘇核武器裝備的迅速發展，“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命題在核時代凸顯其局限性。因此，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危機則被看作是戰爭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而不只是戰爭發生之前的或者可能升級為戰爭的危機插曲。因此，兩個超級大國都擁有核武器的結果，是把兩國之間的競爭從終極對抗（核對抗）導向核門檻以外的危機管理。正是美蘇之間存在的爆發核戰爭的危險將危機的作用推到前台，使危機管理成為“不使用武力，或者最低限度地使用武力，來解決那些通過外交手段解決不了的衝突，而這些衝突在沒有核武器的時侯可能會用戰爭來解決。”(注2)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可以說是美蘇冷戰張力的一次極限。美蘇關係之所以沒有繃斷而走向戰爭，就是因為雙方都清楚意識到各自無法承擔挑起核大戰的後果。自此之後，美蘇關係開始從冷戰對抗的頂峰走向緩和的波谷，雙方對抗的形式則從直接交手轉變為代理人戰爭，從直接對峙更多地轉向兩大陣營邊緣地帶的危機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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