槓桿率放大功能趨弱：將中國整體作為一個資產負債表來觀察，該表資產方擴張的機制在於槓桿率，這個膨脹機制有三個關鍵環節：
（1）其一是出口部門創造外匯資產，這是人民幣基礎貨幣投放的核心渠道之一；
（2）其二是房地產資產，特別是土地資產價格的膨脹提高了地方政府和部分相關企業的負債能力；
（3）其三是中國間接融資佔主導的金融體系，決定了銀行信貸成為M2（廣義貨幣供應）擴張的渠道。
信貸槓桿擴張功能受影響
然而，在施加人口結構的約束條件之後，以上三個環節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從而銀行信貸所帶動的槓桿擴張功能受到限制。對於資本市場而言，這裡的一個最重要結果，是銀行信貸在整個負債融資的功能可能趨於弱化，因此，實體經濟感受到的資金成本和資金充裕程度，將會與銀行間市場的利率和流動性充裕程度存在明顯的反差。
人口結構動態變化的政策含義包括：
（1）經濟過熱與經濟“硬著陸”之間的切換更為頻繁。在一個潛在增速下移、並存在周期性過熱的經濟體，如果疊加逆周期的緊縮政策，那麼經濟在短期內出現“硬著陸”的可能性也更大。換言之，人口約束使得經濟體內部的騰挪空間變小，既容易出現過熱，也容易出現“硬著陸”，這種雙重擔憂可能會成為一種過渡中的常態。
（2）政策鬆緊度的變換會更為頻繁，同時也為經濟結構調整提供新的動力和增長點。2011 年首季時，普遍擔憂的是經濟偏熱和通脹失控，當時的主基調是經濟上行風險大於下行風險；時隔不足2 個月，目前市場的擔憂已經切換到經濟“硬著陸”和政策的過度緊縮。
經濟過熱與硬著陸恐成常態
這是因為當前的緊縮政策與之前經濟周期面臨的約束條件已明顯不同，例如這一輪加息之後，雖然各年期利率與2007 年緊縮末期存在一個百分點的差距，但是目前的經濟增速已明顯弱於當時。因此，隨著趨勢性因素對周期性政策施加的壓力增大，如果緊縮政策產生的下行風險趨於強化，不能排除政策在某一階段適度放鬆的可能。同時，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提升，一方面會促進消費動力增強，同時從經濟發展史的角度看，在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初期，往往容易促進企業更多轉向勞動力替代的資本投入，促進資本密集程度的提高，進而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