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香港的貧窮問題是喇叭形的：上層的收入增加得很快，下層的不是追不上，而是下跌，而且不是少數人的收入下跌。1996年和2006年香港分別進行了兩次中期人口普查，比較兩次的統計數字，發現在370萬工作人口當中，高收入的人收入增加得相當快，而下面30%的人（110萬工作人口）收入下跌。如果算上這110萬人口的家人，就是二、三百萬人，是一個相當大的社群。然而，這10年裡，香港的人均GDP實質增長34%。也就是說，香港整體社會發展起來了，但是後面留下了很多人，造成經濟發展利益不一致。
他說，“我認為，一個社會經濟發展利益一致，是很重要的。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不一定、也不應該平均分配，但也不應做到分配不一致，這種不一致造成很大矛盾，所以說這是香港社會一切矛盾的根源。”
他相信，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反對社會繼續發展，包括一些大型基建項目的發展，是因為他們從社會發展當中，看不到自己得到好處。去年特區政府向立法會申請要求撥款建設高鐵，很多年輕人包圍立法會表示反對。他發現部分年輕人有這樣的想法：他們知道高鐵對香港經濟有好處，但是他們認為社會基層（包括他們的父母）是不會受益的。在他們眼中，高鐵的建設讓建筑商、地產商、工程師得益，而不是讓整體市民受益。因此，他認為，一定要做到發展的利益一致。
對於市民紛紛挑戰香港大型基建項目，用環保議題來提出司法複核，梁振英認為，其實司法複核還不僅僅是環保，可以把這個問題的層次提高到整個司法複核在整個社會決策過程（政府決策和民間的反應）之中的作用來看。他指出，香港的司法複核問題比較多，不知道是與香港的政治制度有關還是與法律制度有關。其實，法院也不太想去審理。大法官李國能在連續兩屆法律年度開幕禮上，也有提到法院不想扮演政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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