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種方式，美聯儲用其資產負債表下數萬億美元證券投資組合的收益進行再投資，將會繼續在全球資本市場上創造出龐大的流動性。包括美聯儲所持美國國債、MBS(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和ABS(資產支持證券)等資產到期的本金和利息，每月大約為350億到450億美元，這雖比不上每月上千億美元的QE2，但規模也相當可觀。
第四種方式，被迫上調通貨膨脹的警戒線。美國容忍通脹率提高，在國債發行受限的情況下確屬無奈之舉，但是用通脹效應抵消債務也成為美國的政策樣本。二戰給美國留下了龐大的債務，1946年美國的公債達到了GDP的108.6%；到近60年之後的2003年，美國的公債－GDP比率則降至36%。在兩代人的時間內，美國削減了相當於GDP70%以上的公債。如果把降低債務的“名義增長效應”分為“實際增長效應”和“通脹效應”兩部分，則通脹的貢獻度為56%。在龐大的債務面前，美國必定要靠不斷地放水讓美元貶值，從而啟動新一輪的債務削減計劃，從貶值中獲得最大的債務削減收益，而這將把世界經濟推向“滯脹”的邊緣。
然而，無論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如何隱蔽化，最後的風險都會逐步顯性化。為了拯救一次危機而去製造新的危機，美國救市政策的成本將更加高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