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標準無“擾亂公共秩序”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秘書長、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李軒表示，由於“擾亂公共秩序”詞義的開放性和模糊性，常常被濫用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給予治安、刑事處罰的借口，如將“擾亂公共秩序”作為非自願住院醫療措施的適用條件，應對這一概念予以細化。在有關精神障礙患者強制收治的國際標準中，並沒有“擾亂公共秩序”或“擾亂公共秩序的危險”這樣的條款。
採用“危險性標準”存在隱患
曾經參與起草《精神衛生法》的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副院長唐宏宇認為，草案對非自願住院患者採用的完全是“危險性標準”，即只有當患者有傷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時，才能強制收治。其實精神病患者中有極端行為的並不多，我國現有1600多萬重性精神病患者，只有10%左右有“危險行為”，大部分是胡言亂語、不吃不喝、裸露、妄想等。現在的規定有可能導致這些實際上需要治療的患者得不到及時治療。
誰有權力把人送進精神病院？
>>爭議2
草案規定，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發生或者將要發生傷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擾亂公共秩序行為的，其監護人、近親屬應當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
監護人權力過大易出現惡果
黃雪濤認為，草案對非自願住院醫療制度設計了監護人主導的原則，導致監護人權力過大。一旦進入收治程序，送治的近親屬就自動被視為監護人行使監護權。
這種親權對成年公民自決權的侵犯，不僅在法理上存在嚴重漏洞，現實中也出現惡劣的社會後果。“深圳鄒宜均案”“廣州何錦榮案”“南通朱金紅案”和“福建陳國明案”都因家庭財產糾紛，當事人被近親屬以綁架方式送往精神病院。黃雪濤建議，非自願住院治療的患者，有權委托監護人以外的代理人，行使訴訟及異議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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