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共派”的清廉、奉獻品質，對“非共派”可以是一種榜樣，至少是一種鞭策。李光耀承認，行動黨之所以有較高的道德水準，與建黨之初黨內存在“親共派”有關。為了經得住“親共派”的攻擊，“非共派”也必須提高、保持自己的道德水準。1996年，當年的“親共派”領袖林清祥去世，作為其頭號政敵的李光耀在悼文中寫道：“我非常尊重和重視他樸素的生活方式，以及他那無私的態度。他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是為了達成他的鬥爭目標，不是為了金錢利益和政治地位。他和他那群受華文教育的同道，教育我和我的同僚有關獻身和鬥爭的意義。”
問題的關鍵是，為什麼行動黨從共產黨那裡學來的清廉作風和聯繫群眾的做法，能夠在一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加以保持？筆者的體會是，在新加坡，廉潔不僅源於領導人以身作則的自律，也是迫於政治上不得不然的壓力。李顯龍曾說，行動黨議員之所以在執政以來的50多年能夠風雨無阻地堅持每周定期接見選民，是因為“選民選擇誰，不僅僅是看政策的對或錯，而且還要看議員是否經常關注他們，是否友善﹑和藹﹑可親。選票掌握在選民手中，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選票。”總結新加坡經驗，筆者的《新加坡治貪為什麼能？》一書就有了“讓廉潔成為執政黨生存的第一需要”這條硬道理。由於行動黨曾經學習共產黨，所以，中國對於新加坡的借鑒，也就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對於自身傳統的恢復。
1978年，李光耀告訴前往新加坡訪問的鄧小平：“沒有什麼新加坡能夠做到的，中國做不到，或者說，不能做得更好！”1992年，鄧小平在提到新加坡後指出：“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兩國領袖超越時光的上述對話，總能激發我新加坡研究的中國情懷，就如筆者用以自勉的對聯所說的那樣：傾注多年心力，筆析獅城，探究為何“新加坡能夠做到”；奉獻一片赤誠，情系華夏，思考如何“比他們管得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