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促成孫中山聯共決策的主要根據還是中國共產黨本身。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誕生後，即於次年明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並制訂戰略策略，發動工農運動，傳播革命思想，表現出艱苦奮鬥、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和獻身精神。有鑒於此，孫中山確信“在鬥爭中能依靠他們的明確的思想和無畏的勇氣”，並經常“勸告國民黨中悲觀和疲遝的人，要他們以共產黨人為榜樣，像共產黨人一樣地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犧牲”。
對於孫中山說來，聯共乃是他一生探索救國拯民真理的必然結果。一個始終忠實於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真正革命家，正是因為深明乎立根之處，才能敏銳地同中國共產黨攜起手來。也正是在極其困難的境況下結識的共產黨戰友給予了中山先生以真心的幫助和支持，又進一步促成了他思想的深刻轉變，使他得以在晚年思想發生飛躍，親手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奠定了北伐勝利的堅實基礎，再次為中國革命做出巨大貢獻，成為全民族尊崇的偉人。
中國共產黨在剛踏上征程時，即把中國國民黨視為同胞兄弟，其實也並非偶然。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學說武裝了中國共產黨，使他們懂得了當時中國革命的基本性質和任務，而反動軍閥製造的“二七”慘案更使中國共產黨人辨清了敵友關係，意識到只有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在孫中山先生的統一號令下才能最有效地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聯合扼殺。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經過充分討論後，確認了國共合作的原則及形式，“決定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西湖會議前後，共產黨人李大釗、林伯渠（林祖涵）等在上海會見了孫中山先生，討論了“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孫中山確定了國共合作及改組國民黨的決策。他親自為新戰友李大釗加入國民黨主盟，表現了充分的信賴和殷切的期望。同年9月，孫中山於上海召開了討論國民黨改組的會議，指定了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九名黨章起草委員，成立了有共產黨參加的黨務改進計劃起草委員會，並在1923年1月宣佈了有共產黨人任職的國民黨本部幹部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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