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代表們經過激烈爭論後，否定了反對國共合作的錯誤主張，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為國共合作的實現完成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10月，中共中央和廣東區委以及青年團召開聯席會議，討論幫助國民黨改組問題，並在廣東成立“國民運動委員會”，以推動改組工作。與此相應，孫中山也採取了有力措施，委任廖仲愷、李大釗等五人為負責國民黨改組事宜的改組委員，旋即在廣州召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制訂改組計劃。廖仲愷、譚平山等九人又被委任為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起草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黨綱和黨章草案；辦理各地分部登記，建立各級國民黨黨部；出版《國民黨週刊》；設立講習所訓練各區分部執行委員；並決定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改組國民黨、建立國共合作，引起了中外反動勢力的恐慌和破壞。他們污蔑孫中山“赤化”、“出賣自己”，謾駡中國共產黨玩弄“陰謀”。國民黨內右派分子公然阻撓改組，反對國共合作。就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發佈的當天，鄧澤如等竟然以國民黨廣東支部名義提出“彈劾案”，掀起反共聲浪，妄圖推翻孫中山的聯共決策。對此，孫中山先生予以堅決反擊。他親自批駁了鄧澤如的不實之詞，說明黨綱、黨章和組織法“為我請鮑君（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所起，我加審定，原為英文，廖仲愷譯之為漢文……切不可疑神疑鬼”；重申了這次改組的必要性，指出“不圖進步改良”，只能“日日退步”；並就聯俄決策加以說明：“我國革命向為各國所不樂聞，故嘗助反對我者以撲滅吾黨。故資本國家，斷無表同情於吾黨。所望為同情者，只有俄國及受屈之國家受屈之人民耳。” 孫中山甚至果決地在國民黨中央執委會上表示，如果國共合作事宜受阻，“那我將拋棄整個國民黨，自己加入共產黨。”他還多次指示要將右派分子清除出黨，後來果真把馮自由、馬素等開除。由於孫中山先生態度堅決，才得以從國民黨內部保證了實現國共合作的成功。
國共合作重大意義首先在於，對兩黨的發展壯大產生了直接效果，國民革命的中堅與核心力量由此大大加強。改組後，中國國民黨制訂了明確的民主革命政綱，舉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幟，凝聚了眾多愛國、民主的力量；黨的組織有了長足發展，各級機構和黨員數量增長迅速，單廣東地區的國民黨員就從1925年初的1.5萬餘人增至1926年的18萬餘人；黨的精神面貌也為之一新，從一個缺乏戰鬥力的鬆散組織轉變為“黨律既嚴”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則在農民、工人中，並且在軍事上得到了許多實際工作機會，能夠公開進行反帝國主義運動， 群眾威望不斷提高，黨員數量也從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420餘人發展為第五次代表大會時的57900餘人。國共兩黨的發展壯大成為北伐迅速成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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