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組織網絡和“聖戰”思想之所以能在印度生根，並且逐步本土化，也源於印度國內穆斯林的相對失落。印度領導人關於伊斯蘭教的公開講話，要麼是反穆斯林的頑固言辭，要麼是對穆斯林所受冤屈的盲目同情。印度領導人未能拉攏或是威嚇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鄰國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也充分顯示出其治國能力的匱乏。經濟上，印度未能為其國內近2億穆斯林國民帶來現代化的生活，使穆斯林中的弱勢群體極易為伊斯蘭激進組織的極端思想所吸引。2011年7月13日的孟買連環爆炸案，就是印度本土恐怖組織“印度聖戰者”所為，這些源於境內而與國際伊斯蘭恐怖組織聯繫密切的勢力，現已發展為印度恐怖襲擊最大策劃者。種種跡象表明，印度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已由境外“聖戰”組織轉為國內穆斯林激進勢力。
2004年之前，印度暴恐案多發於印控克什米爾和東北諸邦等邊遠地帶，案件雖頻，但對印度社會政治穩定的衝擊有限。但2004以來，印度恐怖活動迅速由邊緣地帶向腹地的政經中心擴展，政治、經濟、科技、旅遊中心等頻遭恐怖襲擊，克什米爾和東北諸邦的民族分裂勢力，也常在內地作案。這種“城市恐怖主義”注重恐慌效果，傾向於讓更多人看其血腥殺戮，防範難度很大。
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恐怖“潰瘍”遠未解決，也是誘發國內穆斯林激進化的重要原因。克什米爾問題牽涉印巴衝突、宗教衝突、分離主義與國際恐怖勢力等諸多矛盾，印控克什米爾地區歷來是印度暴力衝突最為頻繁、傷亡人數最多的地區。2010年6月以來，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爆發嚴重警民衝突，系近20年來最嚴重的社會騷亂。某種程度上看，由於印度政府繼續保持高壓統治態勢，民眾生活條件改善緩慢，印控克什米爾地區民眾對社會不公的反抗已經超過對分離主義的追求，成為催化社會騷亂和暴力衝突的最重要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