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亞鵬主張將小產權房合法化，“城中村就是小產權房，和商品房的差別主要在於政府地價收益，如果政府放棄這一部分利潤，只要是符合政府規劃的房子，都可以合法進入市場。”他認為，建房權是一項基本的權利，但中國只允許政府蓋房子和地產商蓋房子，其中不合理的成本必然由購房者承擔。
不同於完全推倒鏟平的城中村改造老路，將城中村稍加改造納入保障體系，是否行得通？“城中村已經承擔了保障房的作用，為什麼還要改造？”深圳城市設計促進中心主任黃偉文認為，改造必然增加房屋成本，城中村的特點不僅是房租便宜，生活成本和管理成本也非常低，如果進行改造，房租一定會增加。
深圳漁民村，2001年開始進行改造，是深圳城中村改造的範本，改造後的漁民村和普通的商品房小區沒有任何區別，唯一的區別就是租金便宜。加拿大留學歸來的朱小姐，2006年來到深圳，進入外資銀行工作，寫字樓位於深圳的繁華之地萬象城，因從漁民村只需步行5分鐘便可到達萬象城，她在漁民村租到了一間4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一個月只需付1000多元的租金，而一街之隔的小區，租金便要翻倍。朱小姐非常好奇，“這個小區環境很好，配套也很好，但租金如此便宜，住在這裡的也都是城市白領，並不是低收入人群。”
小區商鋪的水果檔，西瓜標價2.3元一斤，城中村裡，1.8元一斤就可以在街邊的小攤鋪買到，漁民村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城中村，“但因為漁民村是深圳城中村改造的範本，必須保持低廉的租價，這是個象徵。5年來，1000多元的租金從未漲過”。朱小姐早已經搬離了漁民村，但她沒有將房子退租，“當初租到這個房子很不容易，找了很多關係才租到，這麼便宜的房子上哪找？”朱小姐以原價轉租了這套房子，但大多數人通過轉租賺了錢。
“城中村的價值在於相互服務，降低生活成本，賣菜的、賣水果的都住在村裡，房價便宜，物價也便宜，走路就可以上班，這才是城中村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的意義。”黃偉文認為改造城中村一定會有成本，如果改變了城中村的生態，其保障作用可能會被大大削弱。
不論是城中村改造還是保障房建設，原本都可以在一種規劃更嚴密、更長遠的框架內進行，但今年以來保障性住房建設驟然提速，產生了巨大資金缺口，地方政府只通過行政命令方式動員各種資源，而不是從制度建設上確立保障房的法律地位，從此引發的資金風險、權力尋租、擠壓市場以及房屋質量等問題不容忽視。這場保障房運動，資金缺口問題可能比其他問題更容易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