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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亂中,多間店鋪被搶。 |
中評社北京8月19日電/倫敦騷亂之後,右翼評論家指責流氓主義,左翼評論家則指出對英國經濟停滯不前和財政緊縮的失望是誘因所在。但騷亂的根源更為深刻,它從根本上與全球經濟不斷變化的結構有關。很多全球性城市都將很快面臨這些問題。
金融時報中文網今日刊登分析文章稱,全球化為大城市增加的財富難以計數,但同時也令它們變得日益分裂和不平等。除了年輕人、種族地位甚至人種之外,倫敦騷亂還關乎階級以及日益嚴重的階級分化。這並非倫敦所特有,在全球很多大城市都存在。全球化非但沒有縮小、拉平經濟差距,反而讓這些差距變得更大。
我們在倫敦、紐約、東京和孟買的高樓中向外望出去,越過特權階層的山巔,告訴我們自己競爭是公平。但我們犯了一個大錯。我們的世界,特別是城市,現在問題重重而且分化嚴重。
在倫敦騷亂的頭條新聞背後,是兩類重要移民的故事。一方面,全球大都市吸引著尋找避稅場所和購物機會的全球超級富豪。另一方面則是那些渴望更美好生活的低技能移民。夾在這兩種人中間的通常是當地居民,他們被迅速變化的經濟變革甩在身後。
倫敦確實有貧民區和富人區,但與多數美國城市貧富地域的明顯分化不同,倫敦的富人和貧民通常比鄰而居。他們往往居住在某個迅速中產階級化的區域,夾在貧民區中就好比富人區的飛地。這些“新波西米亞”區域往往具有最旺盛的創造力,但日益上漲的房價和存在差異的生活前景也有目共睹。全球超富人群看上去似乎並沒有因此次經濟危機而受到任何傷害,而年輕人以及低技能人群失業時間卻越來越長,隨著經濟的惡化和預算削減的落實,他們的前景正變得黯淡起來。
文章稱,此次騷亂也是對倫敦毫無掩飾的全面改造的反應。與許多其它全球性城市一樣,倫敦的絕大部分政治能量都投向了其一小撮精英階層的需求和利益。倫敦向“奧運城市”的轉型既包括場館改造,也涉及群體和人口的地理搬遷,這都引發了不滿情緒。社會契約不斷受到破壞,同時又缺乏可行的大眾政治機制來宣洩這種不滿情緒,因此最終出現的不是和諧一致的聲音,而是毫無條理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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