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梳理一下上世紀80年中期開始美國駐華大使的情況可以看出，從洛德(曾是基辛格的特別助理，毛澤東和尼克松在中南海會見。美方陪同人員除了基辛格，就只有一個洛德做記錄)，再到李潔明(曾是中情局對華情報員)，再到芮效儉(出身於情報系統)，多數有情報分析的背景，但到州長出身的洪博培以及商務部部長的駱家輝，這方面的色彩已經非常弱(至少表面如此)，但在公眾中的知名度越來越高，可以看出美國公共外交分量的顯著上升。可以斷定，公共外交將成為美國對華關係的新傳統。
相比較，美國是一個嚴格從理性出發思考國家利益的國家。通過鞏固已有現代國家的聯盟、將中俄印等大國融入現存國際秩序、建立有利於自由的權力平衡，才是其理性的目標。2010年發表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美國要“追求四項持久的國家利益”，即“安全”(美國及其公民，盟友和夥伴的安全)、“繁榮”(在開放的、促進機會和繁榮的國際經濟體系中一個強大、創造力強和不斷成長的美國經濟)、“價值”(在美國國內和國外尊重普世價值)，以及“國際秩序”(通過更好的合作促進和平、安全和機會以應對全球挑戰的國際秩序，當然美國是領導者)。冷戰後的歷史也證明，美國從未把任何一個大國視為敵國，這當然包括中國在內。近年兩國元首會晤首要談的正是戰略互信的問題，今日中國官方也已經很少提及美國“遏制”中國的說法。
中美戰略互信，難在民意
目前值得憂慮的並非官方層面而是民意之間的互動。記者近年也曾接觸和了解到的一些美國駐華外交官，他們往往對敏感問題非常小心謹慎，注意防止刺激中國方面的敏感神經。職業外交官便是如此，他會在理念和現實之間維持平衡，使得關係處在可控的範圍內。洪博培在北京一家民營書店的公開演講中屢次回避尖銳問題包括記者對中國敏感人物的提問，只是從另一方面如他在猶他州的實際工作經歷，包括定期公開舉行市政會議，告訴中國聽眾公眾參與的必要。新大使駱家輝的工作思路應該會在公共外交方面繼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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