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和施一公的回歸，曾在海內外華人生物學界反響強烈。甚至有人認為，你們的選擇可以與上世紀50年代歸國的錢學森、郭永懷比肩。你覺得此次落選風波，是否會挫傷海外華人科學家回歸的決心？
饒毅：我覺得這樣比喻不對。我希望通過我的行為，扭轉觀望的海外華人科學家的回國決心。
問：在你看來，與國外相比，中國學界不能網聚人才的根源在哪？
饒毅：人員間矛盾多於國外。
問：你回國後出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並率先推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和方向是什麼？有什麼難點？接下來還有什麼打算？
饒毅：我基本不談自己做的改革。因為這是正在進行的工作，無需和外界討論，自己扎扎實實做就是。對外界談的，都是需要在外界推動的事情。學院內部的事情，一般來說無需這麼做。
解決不了絕不發言
問：在學界，你是享有國際聲譽的神經生物學家，但公眾知道你更多是因為你大膽、犀利的言論。在宣布不再參選院士之前兩天，你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改變科學界浮躁的一個步驟——回國博士後從助理教授做起》），呼籲“在對科學工作者增加支持的情況下，降低職稱”。這是出於什麼考慮？不怕得罪同行麼？
饒毅：要改革，就不能怕得罪人。生物學界，直接從博士後變成正教授的現象，是很多人公認的問題，不能不解決。有位搞數學的研究員告訴我，中國科學院數學所的要求比這高很多。所以就是對於其他學科來說，生物學繼續給予高職稱也是不公平的。
問：聽說你的批評有這樣一個原則，就是“自己能給出解決方案才會說”，為什麼對自己提出這樣的要求？
饒毅：如果我都不知道怎麼解決，如何批評別人？比如鐵路的問題，我不僅不是專家，也想不出來怎麼解決，我絕對不發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