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中國與周邊鄰國的關係同樣在經歷比較艱難的轉型和重塑。一方面，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互聯互通不斷加強，中國與亞洲鄰國的關係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在人文社會等諸多方面都已經全方位強化，這是中國與亞洲鄰國關係的主要方面。但與此同時，亞洲鄰國，特別是與中國存在領土領海等各種不同爭端和分歧的國家，急於解決這些爭端的危機感、焦慮感和緊迫感明顯上升，心態越來越複雜，對華的戒備、防範和牽制相應明顯增多。
周邊鄰國急於借助外力的這種戰略需求，與美國尋機重新強化其亞太地區領導地位和加強對華牽制的戰略需求正好一致。美國以此為契機，順勢利用中國與周邊鄰國關係出現的矛盾、分歧和裂隙，在沒有動用太多“硬實力資源”的情況下，充分調動“軟實力資源”，大搞“巧實力”外交，利用三個“重要工具”(包括重塑和強化與日、韓、澳等傳統盟友關係，加強與印尼、越南、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新興夥伴”的關係，擴大參與東亞峰會、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等地區機制)，利用各種偶發事件，加緊推進所謂“前沿部署外交”戰略。
當前乃至過去兩年以來，南海局勢的發展正是上述所有博弈態勢的聚焦折射和濃縮體現。對越南和菲律賓等國來說，它們急於借助美、日、澳、印等國力量來獲取在南海問題上應對中國的更多優勢，但又要保持克制以免與中國爆發嚴重衝突進而損及對華其他利益。對美國來說，它利用中國與有關國家在南海問題上凸顯的分歧和摩擦，通過外交表態、聯合軍演、有限的經貿支持和軍事援助等多種形式擴大介入，提升話語權和影響力，力圖成為各方有求的仲裁者;這有利於對中國形成牽制並以此敲詐更多利益，使美國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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