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稱，幾年前的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後，當美國等自由經濟國家強調政府干預的時候，不但中國媒體歡呼“中國經濟和政治模式行之有效”，而且就連美國媒體自己也感歎“美國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其實，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在西方國家，從亞當.斯密斯強調自由經濟的“看不見的手”以及政府作為“守夜人”的無為而治的角色之後，政府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就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上世紀上半葉世界經濟危機之後，美國出現了凱恩斯主義，強調政府的干預功能，給羅斯福新政以極大的理論支持。二戰後，德國實施社會市場經濟，強調政府“可能時盡量少干預，必要時盡量多干預”。兩者本質上都是市場經濟下的政府干預功能，但還是有些許差別：凱恩斯主義從個體經濟活動的非理性和“動物精神”出發，強調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財政開支以彌補民間需求的不足，這樣即便不能避免衰退，也可減少“動物精神”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而社會市場經濟則雖強調政府的監管功能，但卻要求政府尊重市場的主體行為。
然而，今天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今天的中國是一個脫胎於計劃經濟，而又尚未完全進入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所謂尚未進入市場經濟，是指中國在政府職能上，始終未能完成向服務型小政府的轉型。今天的中國，雖然企業和市場的運作已完全擺脫了計劃經濟的桎梏，甚至政府也已不再直接干預經濟活動，但在行政體制形態方面，中國則基本上還是一個典型的政府主導國家。
從這個意義上說，凱恩斯主義或社會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干預功能，與今天中國的政府干預，不是在相同定義域裡可以討論的問題；前者是成熟市場經濟下的政府角色（雖然是有爭議的政府角色），後者則是脫胎於舊體制、亟待改革但卻又時刻受到舊體制思維牽制的政府角色。將兩者混為一談，很可能由此而模糊了中國現階段矛盾的真正焦點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文章表示，現階段中國的最大問題，依然是政府職能轉型的不徹底。正是這一問題，導致了中國的“非典型市場經濟”狀況，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經濟、社會矛盾和衝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