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從冷戰的美蘇對峙，到現在所謂的中美兩國共管，都是中國所不喜歡的國際格局，原因就在於中國從被邊緣化到重返世界中心舞台，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理論構建，始終堅信多邊外交和多邊主義。在對內體驗過俄羅斯式狂飈運動的苦頭，對外嘗過輸出革命帶來的被動和孤立的教訓之後，對外開放“三十而立”的新中國既不相信獨立自主的孤獨和自信，不懼怕超級大國霸權，也不迷戀被G2成為世界領袖的幻覺，中國不盲從。
這種實用主義、一事一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和戰術，雖然指導中國對世界融入和自身改革並取得巨大成功，但它畢竟效果有限，難以替代與大國地位相符的強國戰略。和平崛起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巨大的勇氣和長遠的戰略思路。我們雖有前兩者的經驗主義，卻匱乏大的思想和戰略。
實際上，我們對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重新定位，無不與國內的結構性缺失和夾生互為表裡。現代化是指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和社會世俗化。以此標準衡量，中國的現代化成果是殘缺的，還不完整。何時我們自己的社會公正、依法治國和可持續發展的規則健全了，我們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和責任就會水到渠成。西方有一句經典格言：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從大國到強國，中國的外交戰略在體制和價值觀境界上還需要與時俱進，不負眾望。國際政治是格局，是利益，但更是理想和制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