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對此表示認同。他說，拜登這次來華的表現被美國媒體指責為“好話太多”，即使在談及人權問題時也是用的呼籲口吻而非以前常用的指責口吻、施壓姿態，且接二連三向中方保證美債安全性，這體現了兩國力量對比的量變。另一方面，中國選擇在拜登訪華期間發射實踐十二號衛星，以及八一男籃在與喬治城大學男籃比賽時發生群毆，又體現了中美之間深刻的相互忌憚、防範。
事實上，伴隨著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上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已經與日俱增，特別是在本輪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與此同時，中國也希望在國際事務中獲得更大的話語權，並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相比之下，美歐經濟一蹶不振，加上歐洲債務危機的擴散、美國債務危機迫在眉睫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歐的國際領導力。梅新育認為，這與金融後全球經濟重心從西方向東方轉移密不可分。
“因為這次危機是爆發於西方霸權國家，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危機中表現較佳，因此相對提高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實力而削弱了西方國家的實力，”梅新育說。他還表示，儘管未來不排除新興市場陷入危機導致其相對地位下降的可能性，但從較長周期考察，只要在這次西方債務危機中地位提高的幅度大於在下次新興市場危機中下降的幅度，新興市場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仍會呈現出波浪上升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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