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發展坐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首要威脅。
文章稱，費爾德曼有相當的道理，也代表了美國不少自由派精英的觀點。回顧911前夕，新上台的布什政府外交班子由所謂“火神”派系主導，主張全力伸張美國獨大的霸權，臥榻之側，不容競爭者立足，北京因而是冷戰之後華盛頓最主要的敵手。海南撞機事件之後，中美關係降到最低點。如果美國繼續全力支持陳水扁的台獨趨向，北京在外交和內政上都會陷入兩難處境甚至生存危機。
911之後，若干猶太知識分子主導的新保守主義劫持了美國外交政策，把政治伊斯蘭立為美國的頭號敵手，而忽略了對中國崛起的關注，並且為了北京的合作而多方抑制陳水扁政府。這10年的和平發展，不僅根本性地改變了美中經濟實力的對比，也加深了中美經濟“連體嬰”關係，使得華盛頓即便要打擊北京，也會有投鼠忌器的多重制約。
但是“福兮禍所倚”。以我的看法，北京固然是911的大贏家，但是911之後國際環境的改善，也延續了北京以經濟發展取代政治改革的痼疾。其結果是國內社會矛盾的深化和體制道德權威的巨大赤字。從長遠角度，北京不斷增長的道德權威赤字，與華盛頓的金錢赤字一樣，都是不可能無限期延續的現象，而且越是拖延，其解決方案越加困難。
文章最後稱，一個有點詭異的結果，是911對美國和西方的歷史衝擊，遠大於對穆斯林社會的影響。10年以來，本拉登主張的暴力激進主義，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不斷減小。而主張“議會道路”的政治伊斯蘭，開始通過和平途徑進入主流政治。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和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是典型代表。要說伊斯蘭原教旨極端主義的衰落固然為時過早，但是“阿拉伯之春”為穆斯林社會帶來了遠比美國高科技軍力有效的和平發展途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