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推進住房制度改革，是朱鎔基在新一屆政府成立時提出的五項改革中的一項。早在1991年，朱鎔基在東北地區調研時，看到居民住房十分困難，就提出要研究住房制度改革，改善居民住房條件。此後，他在多次講話中提出，要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通過國家、集體、個人一起拿錢，來解決住房問題。1994年8月4日，朱鎔基在國務院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召開的貫徹《國務院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根據鄧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2日關於房改政策的談話和上海市在1990年至1991年搞房改的經驗，強調了城鎮住房商品化和建設“安居工程”等政策。同時，他指出實行住房商品化要有一個過程，要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要讓老百姓買得起，要多建普通住宅，嚴格控制高檔房地產項目。在三年多的改革實踐基礎上，1998年上半年，朱鎔基主持制定了《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於1998年7月3日下發。《通知》指出：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體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應體系。對不同收入家庭實行不同的住房供應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賃由政府或單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購買經濟適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購買、租賃市場價商品住房。同時提出，要調整住房投資結構，重點發展經濟適用住房（“安居工程”），加快解決城鎮住房困難居民的住房問題。新建的經濟適用住房出售價格實行政府指導價，按保本微利原則確定。
2002年1月9日，朱鎔基主持召開總理辦公會議，研究加強城鄉規劃管理問題，針對當時在城市建設方面存在的浮誇、鋪張和不顧實際情況之風，指出要制止城市建設盲目擴大的勢頭，城市建設要先規劃後建設，“工作重點要放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上，像修上下水道、解決城市交通等。解決老百姓的住房問題是重點，不是去蓋那些高樓大廈”。2003年2月1日，他到北京市看望工作在一線的公安民警和公交職工時，指出改善城市交通“一定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發展公共交通方面，不要放在發展小汽車上面去”。
（十五）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是新一屆政府提出的一項重大而艱巨的任務。亞洲金融危機導致我國出口貿易銳減，加上多年重複建設造成國內產能過剩，幾乎所有工業產品都供大於求。這種狀況使歷史包袱沉重而且經營機制轉換又未到位的國有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大批企業停產或半停產，上千萬職工下崗。針對這種狀況，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了用3年左右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朱鎔基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三年脫困大有希望》等講話中，對當時國有企業面臨困難的原因作了全面分析，強調在國家大量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國內需求的同時，要堅決制止重複建設，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改善國有企業的宏觀經濟環境；強調必須積極實施再就業工程，使企業富餘人員能夠分流；強調辦好企業的關鍵在領導班子，不要由行業主管部門管企業，要通過稽察特派員等制度加強國家對企業的監督。朱鎔基指出：“整個這一套辦法，就是有中國特色的搞好國有企業的道路。”1999年7月15日，朱鎔基在省、部長經濟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支持國有企業脫困的三項重大措施，即“債轉股”、用國債資金支持企業技術改造、企業上市融資。在實現國有企業三年脫困和改革目標的同時，朱鎔基力推打破國有企業行業壟斷的改革，通過改革政府機構以實現政企分開，並在電力、電信、石油石化、航空、軍工等系統推動分拆重組，打破這些領域獨家壟斷的局面，推動國有企業參與市場競爭。
（十六）建立統一、規範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項帶有根本性的制度建設，也是一個具有開拓創新性的重大改革任務。針對一些地方出現的擅自破產、兼並和下崗職工無人管等問題，1997年1月6日至8日，國務院召開了全國國有企業職工再就業工作會議，提出了“鼓勵兼並、規範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實施再就業工程”的方針。朱鎔基在到會講話時指出，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就沒法分離和安置富餘人員，這就需要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需要搞再就業工程。1998年3月25日，朱鎔基在東北地區就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進行調研時強調，對於符合政策的下崗職工，一定要保障其基本生活。從1998年開始，為保障退休職工、下崗職工和城市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維護社會穩定，我國逐步建立了“三條保障線”，即：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業保險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1月13日，朱鎔基在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會議上講話，要求把“兩個確保”落到實處，即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確保企業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2000年5月26日，朱鎔基主持召開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座談會，他在講話中全面系統地總結了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實踐經驗，提出了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工作重點、範圍、目標和要求。
（十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於我國擴大對外開放、促進國內改革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歷經十多年的曲折歷程，其中與美國的談判最重要也最艱難。朱鎔基1999年4月訪問美國期間，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與美國總統克林頓進行了直接談判，充分闡明我方的立場和誠意。1999年11月13日和11月15日，朱鎔基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關鍵時刻，兩次會見美國貿易代表團。《實錄》收入了他與巴爾舍夫斯基等人的這兩次談話，生動記錄了朱鎔基親自與美方進行談判的具體情節。經過15年的艱苦談判，中國終於在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十八）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一直是朱鎔基十分重視的問題。2000年3月13日，朱鎔基在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安徽省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在農村實行“費改稅”，是減輕農民負擔的一個根本性政策；為慎重行事，先在安徽省搞試點。農村“費改稅”以後，只要是收費都一律不允許。為避免把收費轉移到稅負上，朱鎔基提出要下大力氣抓精簡機構、抓轉變幹部作風，從源頭上減輕農民負擔。
（十九）實施西部大開發，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具有重大和深遠意義的戰略部署。2000年1月，國務院成立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朱鎔基任組長。在2000年1月22日召開的西部地區開發會議上的講話中，他指出，今後一個時期，西部地區大開發的重點是加強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發展科技教育。力爭用五年到十年的時間取得突破性進展。國家已經決定對西部地區實行重點的傾斜政策，在建設資金投入、項目安排和財政轉移支付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同時制定了鼓勵國內外投資者參與西部大開發的政策措施，先後決定了西電東送、西氣東輸、青藏鐵路等一批西部大開發的重大工程項目。
（二十）進一步完善財稅改革，是朱鎔基提出的新一屆政府五項改革任務之一。實行分稅制改革後，個人所得稅全部劃分為地方稅，企業所得稅按企業隸屬關係分別劃歸中央或地方收入。這種劃分方法，不利於制止重複建設和促進企業公平競爭，也不利於中央調劑地區之間財力差距。2001年11月27日，朱鎔基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經過反覆考慮，並經中央同意，決定企業所得稅不再按隸屬關係劃分，全部和個人所得稅合在一起，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享。中央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於支援西部地區開發。這項改革是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的延伸和完善。
（二十一）朱鎔基十分重視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他多次強調“質量是企業的生命”，“質量問題始終是我們經濟工作的生命線”。2001年，為解決假冒偽劣商品嚴重泛濫的問題，黨中央、國務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決定將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合併，組建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調整為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將國家新聞出版署調整為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將這三個市場監管部門升格為正部級。同時，要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與所辦市場徹底脫鈎。2001年7月13日、7月27日和12月13日，朱鎔基分別參加這三個部門的幹部座談會，他在講話中指出：強化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的職能，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是政府職能轉變的一個重大舉措。
（二十二）朱鎔基十分重視加強審計和輿論對政府工作的監督作用。1998年12月15日，他在聽取審計署工作匯報時的講話中指出，審計部門要站在國家和法律的立場上，對外公布和報告審計結果，誰干預就處理誰。2002年1月4日，他在聽取審計署工作匯報後指出，要建立審計公告制度，使審計工作發揮效果，起到威懾作用。為表示對輿論監督的支持，1998年10月7日，他專程到中央電視台，看望了《焦點訪談》節目組的工作人員，並題詞：“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2001年12月6日，朱鎔基在新華通訊社總社各部門負責同志座談會上再次強調，對不良現象要進行揭露，這樣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也才能使人民群眾看到信心。
（二十三）2003年1月27日，朱鎔基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回顧五年總理任期的工作時說：“這五年，形勢的確很好，我們自己都沒有想到會這麼好，但是絕不可以盲目地樂觀，然後就浮誇，就折騰。我們歷史上有過這種教訓，形勢發展都是有周期的。我們不要走歷史的老路，這就是我留給同志們的一句話。只要在這個問題上不出毛病，其他問題上就好辦了，就不會形成一個全國性的問題、不可收拾的問題。”
《實錄》內容豐富，語言生動，文風樸實，充分體現了朱鎔基講真話，辦實事的風格。《實錄》的出版，對於了解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進一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重要意義。（來源：人民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