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日本也有發展自身的考慮。特別是進入上世紀80年代之後，巨額國際貿易出超使得日本在世界上成為了一個被聲討的異類，歐洲和美國都有人在埋怨日本人搶走了他們的工作機會，而1985年廣場協議之後的大規模日元升值使得日本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了價格競爭力，日本企業的生存環境變得很壞。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日本產業界普遍採取的方法是轉移生產基地，利用海外的廉價勞動力降低產品價格以恢復價格競爭力，同時以從海外生產基地直接出口的形式來掩蓋日本的對外貿易巨額順差，一舉兩得。而此時對於日本企業來說最合適的地方就是中國，中國能提供容納這些生產基地的場所，能提供合格的生產人員，更重要的是中國正在試圖通過“以市場換技術”的方式快步趕上去。
當時，沒有日本人把中國看作未來的競爭對手，那時候的中國還只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學生，很謙恭地聽著日本老師的教誨。而當時的日本人也確實對中國人很友好，除了中國人在受別人制裁而得不到所需要的設備、技術時總可以從日本人那裡通融一點之外，就是在普通人的交往中也能體會出“中日友好”這四個字。中國曾經邀請3000名日本青少年到中國作客，到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們也得到了日本老師和房東們極為友善的接待。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日本各地都有日本人自發組織的日中友好協會為中國留學生排憂解難。坦率地說，在那些日中友好協會的會員中，不少人是參加過侵華戰爭的。
如果冷靜地來分析當時的友好氣氛的話，不能不說除了懺悔之外，也是有一些居高臨下的情緒在裡面的，實際上那並非一種成熟的中日關係和中日民眾關係。
趕超引發的摩擦
在1995年“廣場協議10周年”的時候，日本組織了好幾個大型高規格的討論會來議論亞太地區的經濟形勢，當時哪怕是最有想象力的日本人也只是把中國看成一個能夠對未來穩定亞洲經濟形勢做出一定貢獻的角色，雖因泡沫經濟破滅，日本經濟開始了停滯，但日本當時無論是GDP的絕對額還是產業的門類以及規模，都還是亞洲名副其實的龍頭老大，在當時的日本人眼裡，其他的亞洲國家只有協助日本的份。
但是中國的發展超出了包括大部分中國人自己在內的幾乎所有人的預想，從上世紀的最後10年開始，中國GDP成長最低的年份也達到了7.6%，其中有11年的成長率是兩位數，最高達到了14.2%，幾乎是以兩位數的均速在增長。而在這段時間，日本經濟一直停滯不前，從1995年之後，日本的GDP就像被冰凍了一樣沒有過變化，在2010年中國終於取代日本而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當然，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本身並沒有改變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事實，就人均3800美元左右的GDP產值來說，中國的全球排名還只在105左右。中國落後的也不止這個排名，醫療、教育以及社會福利方面還有很多。但日本人明白：國力和人均無關，國力指的是整體的數據。人們在判斷一個國家的實力時首先是看它的綜合統計數據，人均數據在基數很小的時候是沒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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